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思想初探

合理性是指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诉求，即理解与批判。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理论是通向社会批判理论的途径，这一主要思想集中在《交往行为理论》当中。哈贝马斯是在合理性问题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对合理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社会理论。通过对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思想的分析既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合理性，也有利于探讨现时期社会如何和谐发展的条件和机制。     

重塑董事范畴:从形式主义迈向实质主义

我国公司法对董事范畴的界定奉行形式主义,仅承认经过选任所产生的形式董事.该种形式主义的董事界定路径存在明显短板:无法涵盖存在选任瑕疵的董事、失格董事、逾期董事乃至于非为董事但为董事行为者,支配或影响公司行为的幕后主体更是在董事责任的射程之外.在我国公司股权集中的公司治理实践中,形式董事易于受到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不当影响而失却其固有价值,进而沦为公司治理中的花瓶.相较于形式主义的董事范畴,实质主义的董事范畴能够全面覆盖各类董事的外延类型,锚定我国公司治理中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不当影响及其责任边界,避免强化控股股东义务对公司组织体产生的过度干涉,夯实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我国公司法修改应当着力于建构包括事实董事和影子董事在内的实质董事范畴,共同与形式董事构成完整的董事类型体系.对事实董事的界定应当建立在我国董事职权的本土规范基础之上,排除非属于履行董事职权的行为.对影子董事的认定应当重在认定行为人操纵公司董事的行为,并放弃对公司董事会的控制要件.符合前述构成条件的实质董事,与形式董事负担同等法律责任,以厘清股东与公司的行为边界,淳化公司治理体系.     

论保险免责条款的认定标准

免责条款是确定保险责任范围的重要依据,但我国《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对其认定标准作出明确规定。鉴于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有着多元化的表现形式和灵活多变的位置,科学界定其实质内涵,是保险契约法面临的重要课题。对此,需要在协调法律规范的冲突基础上,从功能性评价、重要性评价及因果关系评价三个方面进行制度建构。     

惩罚性赔偿金在合同中适用之合理性

青海省某单位与广东某建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合同,由某建筑公司承包建设某单位院内一栋洗浴中心大楼,合同约定某建筑公司于2012年8月1日前将工程完工并交付,若逾期交付,某建筑公司应向某单位支付合同价款3倍的罚款,同时每日按合同价款的20％支付违约金.至2012年8月1日,某建筑公司由于各方面原因,未能按时完工.2012年12月6日,因多次协商未果,某单位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某建筑公司依法履行合同,并向某公司支付合同价款3倍的罚款,同时每日按合同价款的20％支付违约金.某建筑公司认为合同中约定的3倍罚款没有法律依据,且按日按合同标的的20％支付违约金,也明显过高,请求法院适当降低.     

刑法解释原则的确立、展开与适用

刑法解释的原则，是指贯穿于各种刑法解释过程之中，指导和制约全部刑法解释活动，并体现着刑法基本精神的准则。刑法解释的原则应当为合法性、合理性与技术导向性三个原则。合法性原则是指刑法的解释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合理性原则是指刑法的解释必须符合罪刑法定实质正当性的要求，技术导向性原则是指甄别比较根据不同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以何种解释结论为妥当，它是为了满足为达到合法性、合理性原则的中立的桥梁和媒介而被提出的。以“诽谤信息转发500次入刑”为例，可对刑法解释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技术导向性原则的适用进行分析。     

平等权视角下刑法涉性别规范的存在基础与反思--以《刑法》第49条“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为切入点

对妇女予以特殊保护的做法具有合宪性,但其限度应当与自然法中的不平等保持“相称”的水平,否则即属于“过限的实质平等”。刑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意志自由为出发点,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不能想当然地将其视作弱势群体,应当就其所处的阶段、场合具体判定;同时,追求实质平等很大程度上也无需动用刑事手段,作为补充法,刑法只有在性别差异对罪责产生实质影响时才可启动。重新审视刑法中涉性别规范,我国刑法应当走上去“性别标签”的道路,尤其在逐步废除死刑的过程中,避免矫枉过正、用力过猛。     

新形势下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发挥实质作用研究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是一个新领域,既不同于国有企业,也不同于党政机关。新时代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积极探索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新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新形势下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如何发挥实质作用规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要充分认识到新形势下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发挥实质作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针对其中的现实困境,探索具有可行性的对策建议来加以解决。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非法控制”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非法控制"特征经过三次司法解释的修正逐步明确,但由于非法控制的表现形式多样,刑事法律体系既难以给出明确的定义,也难以详尽各种情形的列举。从司法解释的演变中我们可以发现,司法解释一直在通过价值判断要素的渗入,来对非法控制特征予以实质化,并应当根据法益侵害程度来进行综合判断。因此,在个案裁判中应当对司法解释进行再次解释,从"控制"的本意出发,结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和行为特征,从严把握,不能因为"打黑惩恶"的整体形势而放松对于"非法控制"的认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