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中的形式与形式主义

行政程序不仅具有形式性属性,也具有实质性属性.我国行政程序法制发展重形式、轻实质的倾向已经在法律实践中产生了不良后果.这种偏颇主要源自三个法律程序观的误识:一是行政程序的泛司法化误识;二是行政程序的反实质化误识;三是行政程序的非法律化误识.必须强调行政程序的实质因素与形式因素并重的良性行政程序发展观.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检察介入模式探讨

探索检察机关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介入模式,对促进诉源治理和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具有重要意义,是检察机关深化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的有效路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应有之义,体现了实质法治追求和诉源治理理念。检察机关探索在行政复议阶段介入化解“潜在之诉”和行政诉讼阶段介入化解潜在申诉案件,并从介入依据、介入原则、介入范围和参与方式等方面加以完善。要完善立法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提供法律保障,并恪守检察权与行政权、审判权的边界,从而持续做深做实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     

文在寅政府的对日外交困境：原因与影响

文在寅政府执政后不久即大幅调整对日政策,在多个问题上与日本政府陷入争执,最终日本发起韩日贸易争端,两国关系陷入低谷。这个结果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韩日两国产业结构日趋同质化引发的激烈经济竞争,两国在政治价值观上所主张的国家间“实质性正义”与“程序性正义”的矛盾,韩国国内政党政治、公众舆论和民族主义对文在寅对日政策选项的压缩,常态性和突发性安全问题对韩日矛盾的催化作用,美国对其东亚同盟体系管理不善等。这些因素的长期综合作用,使文在寅政府难以扭转对日外交困局,并最终对韩日关系、区域与全球经济秩序、美国的东亚战略利益造成显著的消极影响。     

鉴定意见明确性与科学性的矛盾及其调和——基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同一认定”型鉴定意见适用规定的分析

《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鉴定意见的明确性提出要求,以确定性作为其核心内涵。这一要求作为法院系统应对鉴定意见可靠性审查的策略,未能摆脱“以鉴代审”的思维痕迹,反映出司法实践中鉴定意见审查适用的困境。确定性鉴定意见表述方式与科学理念、技术实践相悖,其表述形式上的确定性并不能消除实质的不确定性,而且表述偏差在司法实践中更易导致对鉴定意见的认知偏差;从规则施行初步效果考察,非但不能保证事实认定的准确和无争议,而且为法院系统增加了新的困难和风险。既往实践表明,仅仅停留于程序建构并不能充分解决鉴定意见审查的实质问题。要真正实现从鉴定意见到事实认定的平稳过渡,弥合从科学认知到法律认知的鸿沟,须打破鉴定系统和法院系统“自说自话”的局面,对鉴定意见的审查适用思维模式和鉴定意见生成方式并行改进,进而达成鉴定意见科学性与明确性的协同。     

公知常识的认定:一个命题的误读和澄清

专利法律法规缺少公知常识的明确定义以及仅从来源角度对公知常识的载体进行开放式的列举,造成了公知常识认定的随意性及模糊性.以载体来源作为认定公知常识的判断标准是业界的普遍做法,但却是对“公知常识的认定”的误读.回归创造性判断的基本框架内,将“公知常识的认定”与“创造性判断”有机联系,充分考量创造性判断中各种实质性要素对认定公知常识的影响,构建并适用“技术领域——技术问题——技术启示”的认定标准,才能正确地认定公知常识.     

实质性正义与程序性正义——关于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政职能日益强化和多样化,特别是19世纪以来,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人们日益感受到来自它的威胁。本文回顾了约束自由裁量权的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提出,代表性地分析它的内容,并强调了其在中国日益突出的现实意义。然后,作者依据美国学者罗尔斯的“正义论”理论,结合2002年我国铁路票价上浮听证会的案例,提出实质性正义和程序性正义相结合是行政性合理性原则实现的必然要求。     

关于建立法律援助实质审查制度的思考

正法律援助实质性审查,是指法律援助机构通过已掌握案情材料进行分析,对申请人的诉求是否合理合法进行判断,进而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决定①。现行的《法律援助条例》对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仅规定经济困难标准和案件范围的"双审查",对实质审查没有作具体规定。但在实践中,各地法律援助机构在审查中大量运用实质审查来决定是否提供法律援助②。对于实质审查,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赞成者认为:法律援助资源有限,应当用于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而且应当发挥法律援助的实际效用,既然没有胜     

试论实质性解决行政纠纷的可能性

中国的行政审判经过多年的发展走到今天,在理论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制度层面却暴露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不能在最终意义上实质性解决行政纠纷尤为严重。因此,现行的行政审判制度面临着重新检视过去所建立的行政审判目标是否与实际运行中所需要的行政审判制度相适应的问题。从我国现行行政审判制度及其存在的理论根基的矛盾出发,通过探究我国当前建立行政审判制度目标的背景,证明以实质性解决纠纷作为我国行政审判制度的目标具有现实可能性。     

“布衣参事”让决策更接“地气”

老百姓是最大的智囊团,民情民意是最重要的决策参考。政府决策固然需要勇气与魄力,但最基本的还是先接好"地气"。人们印象中,政府参事多是专家学者等社会名流。日前,武汉市宣布,将从普通市民中选聘3位政府参事,不限身份、学历和职业,其意见和建议可以直通市长。这一举措在全国尚不多见。来自普通市民的"布衣参事"对政府意味着什么?在武汉市长眼里,此举有利于集思广益、提高政府工作的科学性和民主决策水平。当地政府参事室更是期望,"布衣参事"能以超脱的身份、独特的视角和"直     

堵住规划黑洞的社会学思考

按照建设部和监察部的部署,旨在规范城乡规划的效能监察工作从2005年9月开始启动,分三个阶段,计划用两年半的时间,到2007年底取得实质性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