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20多年,现在正处于非常关键和敏感的决战阶段。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计,我们必须以坚定的政治决心和巨大的理论勇气,打破坚冰,将这项事关千秋的伟大事业推向成功。一、准确判断国企改革的形势我国传统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同时也是计划经济体制赖以存在和运行的直接经济基础。其基本特征是：国家独家投资,政府直接经营,由部门地方分别管理,以行政方式组织运行。因此,它们过去被称作"国营企业"。在经济规模较小和经济关系较为简单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这种企业制度因其有利于迅速集中资源和行为便于控…     

论原产地规则中的"实质性改变"标准

原产地规则是为确定货物原产地而实施的法律制度.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均在来自不同产地的货物间实施差别待遇,原产地规则已不单纯是技术性问题,而演变为一种贸易政策工具.本文结合WTO<原产地规则协定>以及欧美立法经验,对原产地规则中的实质性改变标准进行了深入剖析,最后,作者指出,我国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完善立法,为经济发展服务.     

监督：从程序走向实质

2月28日下午．郑州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4时40分，会议对《关于批准郑州市2005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会场的显示屏定格为：赞成34票；反对1票：弃权4票。郑州市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对政府年度投资项目计划进行审查所作的决议获得通过。尽管表决过程只有十几秒时间。但它却标志着人大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督由程序性向实质性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我国要约收购的制度阻碍与立法取向

要约收购制度的立法初衷主要是避免歧视小股东。纵观各国，要约收购这一市场化方式已成为上市公司收购的重要手段之一，上市公司是企业的排头兵，随着国企改制的风起云涌，要约收购制度对中国的实质性资产重组有很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要约收购案的发生，在促进产权市场证券化，推动上市公司产权重组同时，对法律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著作权侵权判定规则的适用逻辑重释与理论审思

在著作权侵权认定中,“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存在难以克服的司法适用困扰,其根源在于深植拟物化财产观念之表达独占论的内在缺陷。著作权侵权判定规则有必要摒弃根植于“人-物”支配关系且单向度的财产独占观念,修正表达独占论从作品范畴单向确立的传统侵权认定规则,融贯“行为/对象”二元范畴的解释方法,实现从表达独占论到行为稀释论的观念转型与规则调适。“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的意义重在确立“抄袭”或参照来源关系的事实认定。合理使用判断四要素和三步检测法之步骤二、三,与其说是侵权免责抗辩规则甚或对法定例外情形的进一步限定规则,毋宁说是区分侵权行为和非侵权行为,已吸收“实质性相似”价值判断环节的侵权认定混同规则,可以在具体个案中发挥侵权判定解释功能。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角色定位与制度完善

<正>2021年党中央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检察机关要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过程中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促进案结事了”。检察机关该如何做实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是必须系统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一、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地位生成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是推动法治现代化、有效实施法律、履行行政检察监督职能的使命所在。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立法支持

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行政检察部门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依法能动履职,不断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的常态化开展,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该项工作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制度层面,一定程度影响了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的深入开展。对此,建议从形成法律制度框架,完善争议化解制度内容,明确构建路径（包括打好外部协作机制基础、争取地方立法支持、纳入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统筹安排）等方面,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入法”创造条件。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多元化路径探析

作为法律实施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是我国相关法律规范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有着丰富的政策依据。在“诉讼程序空转”问题突出、行政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不足的当下,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理应通过加强行政检察监督对此作出回应。因此有必要通过坚持办案主体上下联动、促进参与主体协调配合、探索化解方式多管齐下、实现化解效果有机统一四个维度建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多元化路径,将权力监督、权利救济、争议化解统一于新时代行政检察之中。     

行政检察诉源治理的实践路径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检察工作,要坚持为人民司法,能动履职,通过带案下访、释法说理、公开听证、司法救助等方式回应申诉人实质性合理性需求,多措并举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要为大局服务,在依法履职、能动监督中护航民生民利,对行政监督中发现的倾向性、普遍性问题,以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以“我管”促“都管”为抓手,缓解社会矛盾,实现诉源治理,助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