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合宪政建设模式与刑法社会化的实践阐释

统合宪政建设模式是一种新的超越了上下之争的宪政模式,这一模式为刑法社会化的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统合宪政建设模式要求在刑法社会化进程中,强调刑法的公域治理,形成多核治理的实践格局;重估理性与经验的价值,承认经验性法则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将其有选择地引入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中;注重制度文明与制度需求两者之间的融合与互济,以免由于过度偏爱或迎合政策的需求而日渐丧失其伦理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美国促进低碳发展的法律演进

一、自下而上：地方气候创新行动 长期以来，作为世界上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消极对待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设法逃避自己的历史责任。从1997年《京都议定书》达成到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4次缔约国大会，美国政府始终拒绝承担任何强制性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导致美国成为迄今唯一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相对于联邦政府的消极作为，     

构建正确应用DNA证据的逻辑框架 兼与宋方明法医等商榷

由于DNA证据的证据形式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因此,从DNA证据与被告匹配到被告是证据来源的推导主体必须是法庭科学家,而从被告是证据来源到被告是犯罪实施者的推导主体则必须是法庭审判者。并且正确应用DNA证据的逻辑框架应当是:"先匹配、再来源、后有罪"。只有明晰法庭科学家与法庭审判者间的权责界限,才能正确应用DNA证据,才能准确认定事实,进而实现公正审判。     

论清末“宪政”中议政机构的职能演变

“宪政”是西方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下产生的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文化下的产物,在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价值和人文主义精神的环境下,西方宪政有深刻的内涵.它在形式上强调国家权力的划分,约束政府的权力；同时要求政党多元化,使不同政党之间可以相互制约以保证一个民主的环境；在实质和精神层面,它强调人权,尊重少数个体的权利和利益,因此西方宪政把如自由、平等、公正等法律价值作为核心.中国晚清时期清朝政府也曾进行过“宪政”运动,包括清末“变法修律”,改革行政、司法机构、设立中央和地方的民主议政机构等.本文试对清末“宪政”时期中不同阶段的民主议政机构只能的演变和发展做一梳理和分析,并找出这种演变的特点和演变背后的原因.     

走向宪政

在人类社会中，最残酷的莫过于少数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不惜发动战争和政变。以致造成无数生灵涂炭。这是由于那些君主们说国家权力是他个人或他家族的．     

跨越政体的权力和平交接

章永乐的文章《“大妥协”：清王朝与中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客观公允地揭示了辛亥革命后清王朝与民国政府之间跨越政体的权力和平交接的事实。经历中国宪政的百年沧桑之后，我们回头审视这一段跨越政体差异的权力和平交接的历史，仍然感到言犹未尽，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迈向政治与历史视野的宪政史研究

宪政史研究以宪法文本为中心，这似乎是一个惯常做法，因此，在法学界主流的中国宪政史书写模式中，论者多集中于《钦定宪法大纲》、《宪法重大信条十九信条》等宪法性文件的文本梳理，而聚焦于民元时期的从王朝到共和国的宪政转型，则以《临时约法》为重。     

我国分税制改革之宪政反思与前瞻

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虽然取得了提升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初步明确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等制度性进步的成绩,但从宪政的视角反思尚存在明显不足:在宪政的制度层面上,分税制改革缺乏明确的宪法和法律依据;在宪政的价值层面上,缺乏民主基础的分税制改革难以真正承担起保障和促进人权的神圣使命;在宪政的实践运行层面上,缺乏制约机制的分税制改革难以做到财政权力的理性运行。当下,深化分税制改革必须与我国已经开启的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结合起来,需要将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关系进行宪法确认,遵循税收法定和预算法定原则,逐步完成适度的财政分权。     

从卢梭《社会契约论》看我国宪政体制的建立

宪法与宪政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是在私权至上文化的基础上创立的。那么,可不可以在新的时代,新兴的国度诸如我国建立起一种新的宪政模式？这种新的宪政模式既要有公权的权威,又要有私权的保障;既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又有民主自由的发挥。本文即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切入点,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探求宪法作为根本法以外的属性

近些年来宪法学界对宪法的概念有了比较多的新探讨,但是归结起来这些学者们主要是想概括出一个更加普适的概念以包容一切宪法现象。但是这种趋势有一定的危险,就是使近现代宪法产生以来所带有的精神内涵退化以致丧失,不利于宪法的发展和宪政的进步。本文试图跳过对宪法规定的根本问题的讨论,而试图找到宪法的精神内涵并进行一定的分析,充分认识宪法精神内涵对宪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