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构建到观念内化:当代俄罗斯宪政发展的隐性问题

当代俄罗斯宪政发展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一是对西化制度模式建构的显性层面;二是深藏在制度背后的宪政观念生成的隐性层面.在社会转型之初,制度的建构成为实行宪政的必由路径,宪政观念、宪政的价值意义等隐性问题常常被忽视.近年来,俄罗斯在制度构建的同时已经注意到宪政发展的隐性问题,并把非制度性因素的培育作为宪政发展的目标.由制度构建到观念培育的思维转换是宪政从外在强制向内在需求的深化过程,这对那些后发外生型国家的宪政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秩序观与现代法治的契合

对传统中国法律秩序价值的分析,使我们重新看到了传统观念、制度中的合理因素,以新的眼光吸纳这些合理因素以适应不断变动、发展的法律秩序,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英国封建政治的特质与宪政的生成

中世纪英国的封建政治直接生成了英国的宪政思想和体制,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探其缘由的契约原因论、非契约原因论等主张,莫衷一是。设若从契约的特征出发,探求封建契约的财产对价原因,归纳其精神理路,仍然有研究必要。除契约外,客观规则的沿用,使得各种保护自由、财产以及限制王权的法律和惯例,能在贵族与国王的斗争中实际地发生作用。延至中世纪晚期,英国已经形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平衡的宪政结构,从而铺就了通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道路。     

论我国农村土地征用程序的法治化

土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稀缺资源,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村发展和稳定的基础.在我国当前的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行政主体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公正的程序是防止权力专横和权力滥用的屏障,也是保障农村、农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应当从公开性、公正性入手,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土地征用程序,以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全面落实农民公民权利的行动纲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宪政解读

公民权利是宪法对人权的确认和保障,公民权利主体具有普遍性.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权利主体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宪法规定了广泛的公民权利,实施权利需要配置资源,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宪法规定的农民的公民权利被搁置,造成农民公民权利的贫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本的就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农民权利的问题.《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是新时期国家全面落实农民公民权利的行动纲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建设之理论基础初探——劳动哲学论纲

需要一种中介和桥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工会的具体实践连接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与工会学、劳动关系学等具体的有关工人阶级和工会的社会科学连接起来。劳动哲学就是这样一种中介和桥梁。     

超越绝望：欧文·戈夫曼的人性论与秩序观

个体化世界中的自我、互动与秩序是欧文·戈夫曼著述的核心主题,互动秩序是他毕生阐释的对象。通过描述公民社会中神圣的自我和全控机构中遭亵渎的自我,戈夫曼呈现了自我的不同存在形态以及保全自我的诸种努力,进而批评现代工业社会里人的存在状态。拟剧论是个体遭遇的现代性困境的另类表述,拟剧表演既是一种现代性反应,亦是商品化世界中自我的救赎与抗争方式。戈夫曼关于日常仪式与世俗宗教的论述表明他具有强烈的道德敏感性,互动责任与伦理是维系面对面互动系统的重要基石。戈夫曼持较为整全的人性观：个体表现出理性、算计的一面,他们为私利进行欺诈和表演,这充分体现出丛林法则下的生存之道;另一方面,个体也彼此以神圣客体相待,在人际互动中给予仪式关照。戈夫曼对人性并不抱着悲观的论调,这种人性观亦构成其互动秩序理论的基础。     

宪政视野中的政权与财产权

政权与财产权有着严格的差异和密切的联系,二者在互动演进中促进了社会的前进和发展.政权与财产权的结合与分离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改革进程深入的中国只有在实践中实现政权与财产权适度分离,才能为宪政中国的早日实现铺平道路.     

建筑物的符号化地图与权利秩序——宅基地测量与不动产登记中的乡村空间现代性

国家在农村实施的宅基地测量与不动产登记工作是一种实现乡村空间现代性的空间治理方式。在调查区域,测量和登记时测绘员利用现代科技通过“打点”与“上图”过程对乡村人居空间实现地图上的符号化重塑,在农户实际建筑物空间秩序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测量和登记过程重构了农户实践的建筑物财产权利。同时,“庄”与“家”作为农村社会农户的日常生活空间,其空间秩序的塑造遵循着一套基于当地文化习俗与家户经济的地方知识,亦构成农户家庭实践的财产权利空间。入户过程中农户与测绘员围绕“一户一宅”和建筑物结构产生的争论,不仅表明了国家对农户建筑物空间秩序的符号化重构,重塑了农户“庄”与“家”空间的权利秩序,也反映了处于“乡土中国”与“城乡中国”张力中的农民的财产权利观念的动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