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宪与行政法治的互动——以八二宪法的修改为例

从修宪对行政法治的推动来看,修宪给行政法治带来了发展机遇和伸展空间,推动着我国行政法治的进程;从行政法治对宪法的完善来看,行政法治的实践将宪政制度落到了实处,并对宪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推动着宪法的修改。因此,修宪与行政法治之间呈现为互动发展关系。     

论苏维埃宪法大纲与新中国宪法的传承关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它为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制宪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它确立的人民宪法基本规范是新中国宪法的历史基础;它贯穿的人权保障精神是新中国人权入宪的历史渊源。     

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民主法治的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法治政府等执政新理念均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科学发展观旨在矫正地方政府官员片面追求GDP的倾向；以人为本强调政府对于弱势民众的责任；法治政府则要求将政府的一切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当然，所有这些新理念，都可以说是宪法修正案所确立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具体化。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要求，则是时近两年来党调整执政理念种种努力的一次概括和总结。     

宪政国情与我国宪法监督模式的选择

宪法监督模式的选择必须符合我国国情,这是宪法监督发挥作用的前提。我国宪政国情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政治理念上,强调议行合一;制度层面上,人大制度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制度;实践层面上,执政党是实际的国家权力中心。特有国情使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面临是否承认分权、人大是否受监督、执政党行为是否受制约等困惑。特有国情决定了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实质是保障各级各类国家机关贯彻执行执政党的方针政策,而关键是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人行为应受合宪审查。我国应建立执政党成员占主导地位的、中央与省两级分别设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这种宪法监督模式有利于实现对执政党组织的监督,有利于树立人大权威,有利于实现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法律化。     

论中国私有财产权制度形成与发展的路径

中国私人财产所有权形成与发展的路径,经历了以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导向,逐步走向私人财产所有权保护的制度化道路。改革开放政策打开了中国私有财产权的阀门,对私有财产权及相关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私有财产权入宪,确认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中的成果;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更将其制度化。     

市场失信行为行政性惩戒之探

市场失信行为对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行政权对其的应对是行政性惩戒,即以国家公权力为后盾倒逼市场失信主体践约守法。实践中,行政性惩戒面临的困境呈现为法律处罚与行政性惩戒的耦合作用、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以及经济行政权与经济宪法背景下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价值冲突等理论张力。对此,可遵循引入谦抑性原则动态把握法律处罚与行政性惩戒的逻辑关系、以辅助性原则为统摄强化社会和市场力量在公私合作中的能动作用、以经济宪法为约束细化行政性惩戒合法性和合理性原则子原则的法治思路予以化解。     

关于公共利益原则的宪法正当性

宪法视域中的正当性问题是以宪法文本的正当性为前提、以宪政的价值判断为主线展开的。公共利益原则的宪法正当性主要涉及公共利益原则的宪法表现形式、公共利益原则的价值判断标准、公共利益原则的宪政制度设计等问题。研究公共利益原则的宪法正当性,对于我国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具体适用此原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宪法与党章关系论

宪法与党章同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以及党政关系下,宪法与党章既不是混同的,也不是割裂的,而是辩证统一地存在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宪法与党章在制度体系、价值取向和规范效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但也在法治追求、人民立场和规范内容方面具有密切的联系。在宪法与党章关系的调适方面,既要反对“党章不是法”的错误观念,又要反对“党章宪法化”的错误倾向,而要坚持消极层面上“宪法高于党章”和积极层面上“党章维护宪法”的和谐一致。     

从西方宪法变迁理路看中国宪法变迁的路径选择

近现代意义的宪法是英语民族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英、美宪法变迁的成功经验在于渐进式的积累与进化理性主义;法、德宪法变迁的多劫之原在于激进式的革命与建构理性主义。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宪法变迁失败的原因无疑亦可归结于建构理性主义。因此未来中国宪法变迁的路径当为:以进化理性主义为理论支撑,稳中求变,稳中求进,积累经验,并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解释、宪法判例、宪法条文的法律化、具体化和宪法教育等方式得以实施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