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警察权的人权保障职能

我国《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表明,保障人权已经成为国家的基本义务,任何一项国家权力都不得侵犯人权并应以保障和推动人权为目的。警察权是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一项重要权力,在我国主要由公安机关行使(基于此,本文所称警察权指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权)。警察权的基本职能是维护秩序和保障人权,维护秩序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权,所谓“权力的理性在于确保权利”说的就是这一点。如果警察权行使中抛弃或忽视人权保障,片面强调维护秩序,警察执法就会迷失方向,就会成为一柄失去控制的双刃剑,随时可能伤及无辜。因此,…     

关于“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几点法理思考

“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在实体判决和程序适用上都有严重瑕疵 ,该案突显了我国现行司法解释体制的弊端。宪法是公法的提法有历史的合理性和现实的积极意义 ,以宪法的司法适用为借口 ,让宪法全面介入纯属公民私域的民事争议 ,隐含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宪法程序价值之考量

宪政的核心是依法治国,需要严格的程序制度予以保障。宪法程序价值,由法律程序价值的主客体关系界定,亦指作为客体的宪法程序满足作为宪法程序价值主体的需要的属性。宪法程序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直接地规定程序性价值和直接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也控制国家权利恣意行使,从而间接地保障公民权利。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宪法实施中的创制行为及其界限——以“辽宁贿选案”为例

“辽宁贿选案”发生后,该省人大常委会无法正常开会履职。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筹备组,代行该省人大常委会的部分职权。这被认为是宪法上的创制性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创制超出了宪法文本,不是宪法解释行为,也不是宪法续造行为,而是宪法建造行为。政治主体在面对宪法僵局时主动实施宪法,建造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内容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新内涵,有效解决僵局并发展宪法。这并非孤例。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曾在“总理辞职案”中进行过创制。创制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前提是出现了必须创制的环境、没有可直接适用的宪法规则,方法是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政治选择,形式是发布决定而非立法。创制具有宪法法律界限和合理性界限。政治主体要选择恰当的宪法原则和制度进行创制,所创制的内容要符合比例原则。创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掌握的一种新宪法工具,表明我国宪法实施具有政治主体与宪法互动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