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两个治理”重要思想北大核心CSSCI

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和"推进全球治理更加公平合理"的重要思想反映世界潮流、中国要求,是继往开来、深化改革的创新和创造;是新阶段我们党关于治国理政基本问题的系统观点体系,内容涵盖内政、外交、国防,涉及治党、治国、治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两个治理"的重要思想及其观点体系有对方向的坚定自信、对问题的深刻洞察、对大势的准确把握,丰富了中国经验、拓展了中国道路,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和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制度面前拒绝特权

《学习时报》日前刊登梁超的文章说,在反思一些社会问题和公共事件时,人们往往习惯性地认为,是制度能缺失加剧了行为的失范和监管的乏力。但事实上,随着我国制度建设力度的加大,大至治国理政、党的建设、社会管理,小到行业自律、企业管理、单位运转,都已摆脱了无法可依、无制可据、无章可循的窘境。     

政体重要，还是政道重要

与西方的哲人不同,中国历代的先哲考虑最多的不是政体,或政治体制的形式,而是“政道”,即为政之道、治国理政之道,或更具体地说,是治国的理念、治国的方式。在《论语·颜渊》里孔子说：“政者,正也。”因此,关于“政道”的思考也就是关于“正道”的思考。     

政党的制度化——从大众动员到制度建设

共产党取得和丧失政权,是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政治学的重要话题。依循欧美国家与共产党国家产生的不同逻辑可以发现,共产党作为体制外政党,依靠大众动员取得政权;而在建立新的体制后,仍延续大众动员的思路,依靠大众动员进行国家建设却失去政权,其重要原因在于执政党没有实现从体制外政党组织到顺应国家建设的政党的变迁。因此,在国家建设中由大众动员惯常思维转变为制度化建设进路,是大众动员型政党的现实选择。     

政民互动对政务服务政策创新的影响——基于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连续10年召开会议,对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进行决策部署,强调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其内容蕴含了丰富的行为公共管理学思想。由于政府服务供给的行为过程与公民需求体验之间具有双向选择、动态反馈的动力机制,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公民体验不佳、政策创新受阻的问题。本文主要从行为公共管理学的视角,分析政务服务“政民互动”特定情境中由于认知偏差、压力辐射、政策评价等行为因素导致的政务服务创新效果低于预期问题,最后构建强化以需求为导向的服务理念、创新流程再造高效的服务形态、加强监督和考评的合法化机制三个方面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政策创新的路径。     

数字治理中多元场域运行逻辑耦合与协同机制构建——基于杭州市“一码解纠纷”改革创新的个案研究

数字治理是电子政务的更高级形态,具有革新政府、社会与企业间互动关系的价值内核。数字治理的落地发展需要克服其与我国政府一元管理传统的结构性紧张。基于杭州市“一码解纠纷”政府创新个案的研究,剖析数字治理改革的基本经验发现,充分调动政府场域、社会场域与市场场域内规范制约参与者行为选择的公共权力逻辑、自治逻辑与价格逻辑,能够在规避政府失灵、自治失灵与市场失灵的过程中实现多元治理场域运行逻辑的耦合,有效构建起推动跨场域协同的吸纳机制、培育机制、分流机制、监督机制和付费机制。“一码解纠纷”作为一个包含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复杂性系统,在主体间频繁交互的过程中展现出显著的涌现特性,有效优化了政社关系情境。“一码解纠纷”改革仍存在数字驱动乏力、需求导向暗弱、数字异化隐忧、行政吸纳过度等问题,数字治理充分彰显结构特点与功能优势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2022年10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并一致通过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定这一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大会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推动依规治党更加深入人心

一段时间以来,围绕第八个国家宪法日,各地积极开展“宪法宣传周”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推动宪法全面实施。在相关活动中,不少地方将党内法规的学习宣传作为重要内容,推动依法治国、依规治党更加深入人心,确保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     

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复杂局面,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伟大实践。     

政府形式回应是无奈之举还是必要手段:一个整合性归因模型

十九大报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各地政府积极转变政府职能,通过更加平衡、更为充分的发展来不断满足人民在新时代的新需求,提升政府的回应性。但现实中存在大量推诿性回应、模糊性回应等政府形式回应行为。研究发现,公众的不合理期望与政府权力和能力有限的矛盾催生出超越政府职责范围与能力边界的诉求,构成政府形式回应的触发因素;制度环境、抗争性利益表达以及官僚理性知识与个人感性知识冲突是政府形式回应发生的重要外部推力;与此同时,基层公务员胜任力不足和公众身份特征则发挥着调节变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