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费用可否列入赔偿范围

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处理民事案件时，律师费用应否列人赔偿范围，颇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律师费用不能列人赔偿范围。主要理由是我国民事诉讼并非采用律师诉讼主义，换言之，非采用强制代理制度，加之现在律师收费状况混乱，标准不一，列人赔偿范围，加大了诉讼成本，又使恶意诉讼有机可乘。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柳波、夏国平同志认为律师费用可以列人赔偿范围，其主要理由如下：     

论市场经济与高校师资管理模式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现行以身份管理为主的传统的高校师资管理模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建立一个以岗位管理为主,大力引进竞争与激励机制,以岗定薪,高薪聘任,按劳付酬,加强法制化的新的师资管理模式,成为高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展望(上)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理论研究，长期来恪守“诉讼义务本位”和“审判权力本位”。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权利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改以“诉讼权利”为本位。对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存在各种理论，主张，我国采取的是“私权保护说”和“私法秩序维持说”的结合。在当前，以纠纷解决为依归的诉讼目的观，更契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并以此目的观为出发，对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和民事诉讼的基本模式进行重新认识和界定。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探析

国外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主要有美国、德国和日本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都具有权威性、独立性、专业性和高效性。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存在多头执法、职责重叠等问题。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外模式是创新我国反垄断机构设置的一条有效途径。     

中国经济学形成的内在基因——从孙中山、马克思有关论说的特定视角做出的思考

中国经济学形成的内在基因，必须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当中进行探讨。结束中国110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惨痛经历的，不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同三民主义和“中国法西斯主义”都有一定的联系。大官僚资本的产生和迅速膨胀反映出，当时中国的经济形态已经不能再用费边社的社会主义模式来比照，已经越来越多地添加进资本主义的因素。“中国的社会主叉”以马克思“共产”模式为核心，经由新民主主义走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孙中山的有关论说，明确“中国的社会主义”始终都要关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共性，还特别需要澄清劳资关系问题．并以“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答复“社会主义向何处去”。     

消费模式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消费模式的变化可以引致制度变迁和拉动经济发展,其本身也受生产和自然资源的制约,同时消费模式对人类自身全面发展也有相当的影响。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我们应当充分和科学地利用消费模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注意消费模式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对接。     

论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完善我国司法制度,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是必要的;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尚未形成。我们应根据国际法则与我国实际情况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贪官的“制度建设秀”

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受贿17次, “卖官”就有12次,受贿人民币233万元,美元5万元。他一边大肆卖官,一边却又“大力推进”制度建设,什么坚持完善“干部考察预告制、干部任前公示制、     

再探交往的模式及实现途径

从传统的主客体交往到哈贝马斯的主体间交往,到马克思对主体间交往的进一步探讨,都留给我们很多启示和思考的空间。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立足点出发就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本文将追溯哈贝马斯的“主一主”交往模式,联系马克思关于主体的规定和交往中介的概念,以及当代苏州大学的任平教授从历史观的角度提出的由“主-客”与“主-主”双重统一的“主-客-主”基本构架的交往观,来探寻交往的科学模式及实现途径。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模式追求的变迁及相关思考

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追求的主导文化模式一直处于“忽左忽右”、“忽东忽西”的无定向之中;而且,由于政治生态等因素的影响,文化的断裂、历史的循环时有发生。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进步,导致文化变革的延拓。因此,21世纪的中国文化,一定要认准文化变迁的总体方向,摒弃文化虚荣心理,排除外在干扰,把握文化脉搏。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化建设切实有所成效,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