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本对台政策的调整

自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出于其"政治大国"和"普通国家"的战略考虑,明显加快了对台政策的调整步伐,对台交往不断突破民间层面的限制,提升日台实质关系,其妄图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昭然若揭,日本已成为影响两岸统一的重要障碍之一。     

美国对中非关系的认知论争与政策趋势

近年来中非关系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美国高度关注.关于中国对非外交对美国利益的影响,美国各界看法不一,大体可归纳为威胁论、不确定论、合作机会论三种类型.在美国如何应对方面,也大致形成了竞争与防范、全面接触、接触与防范并重等三种政策建议.布什政府的政策反应与第三种政策建议更为接近,奥巴马政府将基本延续这一战略,并将更倾向于多边协商与合作.美国对中非关系的认知与反应说明,中国作为一个兴起中的世界性大国,其对外政策日益具有复杂的联动效应,因而中国对非战略与政策需要纳入到中国整体外交的大战略格局中,置于中国与西方世界之多边外交、协调互动的高度上给予通盘考虑和积极谋划.     

哈特的法律-道德观是自相矛盾的吗?

我国学界流行观点认为哈特“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和“太邪恶的法律不能被服从”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自然法色彩,与哈特作为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分离命题相背离,因而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对哈特法律-道德观之融贯性的辩护建立在其对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区分之上。哈特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存有四个面向,即历史因果性上法律与道德内容的重叠,法律与道德概念上的分离命题,对法律的道德批判和道德的法律强制。“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强调法律与道德在事实与内容上的联系,其与两者在概念上的分离并不矛盾;哈特反对把道德作为法律的合法性标准,但不反对将道德视为法律的评价性标准,因此上述两个批评错在混淆了问题的不同面向。批判道德哲学与自由主义是哈特的重要底色,贯穿了他的法律-道德理论;哈特坚持“法律是法律”,但又对法律及其实践在道德上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哈特的分析法哲学家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双重身份是互相支撑的,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洽的、立场鲜明的。     

从"部门间政治模式"看美对我台军售决策特点

罗伯特.帕斯托(Robert A.Pastor)提出的"部门间政治模式"(Inter-branch Politics Model),用国会─行政部门的互动过程作为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解释工具。通过用这一模式分析可以发现,美国对我台军售决策具有如下特点:行政部门在对我台军售决策中居于主导地位;国会积极介入对我台军售决策,对行政部门不断施压以推动对我台军售升级,是对我台军售的积极推手;国会的政策常具有挑衅性,行政部门相对而言会更多地从战略角度出发,扮演的是较为理性和务实的角色;美国政府并不是单一的行为者,最终的对我台军售决策是不同部门之间的平衡术。     

二十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中共海洋维权的斗争实践

抗战胜利后不久,日本经国民政府允许,重新进入中国近海捕鱼。中国共产党通过报刊予以谴责,并领导沿海解放区开展对日斗争。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建立起军事护渔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联防体系。1955年中日签署渔业协定,海上斗争暂告缓和。岸信介上台后与华交恶,中共“以打促谈”,发起对日远海渔业竞争,迫使日方重回谈判桌前。整个过程中,中共根据自身实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斗争策略,维护了中国在东、黄海的领海主权和捕鱼权。     

勤于耕耘 乐在其中——记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服饰文化学家华梅教授

<正>对于社科界、美术界乃至广大电视观众和书报读者来说,"华梅"这一名字并不陌生。35年以来,华梅教授始终站在高校教学第一线,且成果颇丰,其"中西服装史"荣获国家级精品课,这是天津市艺术类课程中唯一的一门课。就学术研究而言,她的百万言著作《人类服饰文化学》自1995年出版,获中国图书奖等七项大奖,至今仍作为全国高校研究生考试参考书,其专著,译著,随笔和教材等共出版了59部。同时,又为非服装专业的人们讲授着装艺术与服饰文化课数百场,这些还没算上电视专题节目。她教出的学生一批又一批,且很多都已成材。     

以“文”化人 推进阳光文化建设

将阳光文化做为人文地税的品牌来建设,是从税情、局情出发,做出的正确决策,对推进区局各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无论从文化本身的作用,还是税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都急需阳光文化建设,以＂文＂化人,最终将文化软能力转化为推动工作的硬功夫。     

论先唐教文之演进

先唐教文的发展历经汉魏、两晋、南北朝三个时期。其主要发展趋势是一方面在固守教文文体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内容逐渐丰富，可以说达到了琐细的程度，并逐步形成固定的写作程式：另一方面在秉承实用性的基础上，不断增强文学色彩，语言由质朴渐趋丽辞藻语，讲求使事用典等。     

大众文化:“塞壬的歌声”

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这个命题如果演绎成一味的价值观导向研究,似乎很难脱离好为人师却未必受人欢迎的精英主义立场,或者说,从20世纪30年代就崭露头角的大众文化批判立场。在1960年代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被努力正名为popular culture之前,"大众文化"的基础是"大众社会"(mass society)。它的前提在于大众是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