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重点文章作者简介

杨建新1934年生于乌鲁木齐，原籍甘肃徽县，曾任兰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教育部高等院校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现任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省学位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丝绸之路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副会长等职。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甘肃省优秀专家。出版有专著《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丝绸之路》(合作)《中国少数民族通论》等。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80馀篇。承担的课题有：教育部《少数民族史研究中若干理论问题研究》，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稳定和文化遗产保…     

昔日“林中之民”——鄂伦春族

鄂伦春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据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境内的鄂伦春族人口为8196人。自古以来,鄂伦春族一直从事狩猎生产,被誉为“林中之民”。关于“鄂伦春”这个族称,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住在山岭上的人”,在鄂伦春语中,“阿伦”指山,“千”是指人,“鄂伦春”是“阿伦千”变音而成。目前很多本民族人认同这种解释;另外一种是“使用驯鹿的人”,在近代史料中对鄂伦春族有“使鹿部”、“使马部”之称。新生村位于黑龙江省北部,地处小兴安岭西北段的低山丘岭区,隶属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新生鄂伦春族乡。地理上位于北纬50度以北,与我…     

试论外语教学中交际能力的培养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 ,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也越来越多 ,特别是去年年底我国正式加入ＷＴＯ之后 ,与国际上经济技术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更加广泛。因此 ,急需一大批有较强交际能力的高级外语人才 ,参与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和竞争。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发展 ,我国现阶段的英语教学大纲不仅对语言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也对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 ,即交际能力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目前 ,这一能力正越来越多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并在交际中发挥着它特有的作用。正因为如此 ,“现代美国外语教学协会在其编写的外语教学大纲中…     

数值计算中的软件复用技术

本文结合WINDOWES的DLL技术,探讨了FORTRAN语言怎么在POWERSTATION4.0下生成动态链接 库(DLL)的方法,从而可实现软件的复用。使得在面向对象编程环境下(VC++,VB,POWERBUILDER,DELPHI,C+ +BUILDER)重用FORTRAN的源代码变为可能。     

论《招魂》的语言魔市

屈原的<招魂>是一篇文采斐然的文学作品,是巫术仪式和文学趣味的奇妙统一.从巫术仪式的角度看,语言具有控制物体的神奇功能,作者通过"分类列举"的方式,将一切美物召唤而来,呈现在一个平面,以达到招魂的目的.从文学的角度看,作者以巫术仪式为依托,通过美妙绝伦的语言,创造了一个话语"乌托邦",使人进入迷离恍惚的梦幻世界,发挥文学的心理治疗作用.     

台湾少数民族海南探亲

不久前在海南举行的一次琼台少数民族学术文化交流活动，渐渐演变成了台湾少数民族海南探亲，这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参与者始料未及的。　　　　由海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中华民族史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此次活动，吸引了海峡两岸从事历史、文化、考古、遗传学等的专家     

关于市语言学会与沈履伟名誉权案的代理词

案情介绍 2003年4月，天津外国语学院教师沈履伟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论文自选集——《求是集》，其中文学论文15篇。在申报教授职称时，沈履伟用《求是集》这本书作为科研成果公开展示，其间群众揭露《求是集》中有抄袭他人已发表的论文，沈履伟分别找到原发表论文的作者——天津师大古籍研究所的董XX和南京学者封X，企图以“合作”的名义掩盖其抄袭的事实，但其教授职称的申报仍被天津市高评委否定。     

“千百年前是一家人，现在同是一家人”——海南省少数民族交流团赴台交流有感

２００２年９月９日至１５日，海南省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交流团一行２９人，应台湾原住民文化艺术永续发展协会邀请，前往宝岛台湾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交流活动，这是海南省少数民族同胞首次组团赴台交流。９月９日，代表团乘坐的飞机抵达台北桃园机场，台湾原住民知名人士林春德先生（泰雅族）早已等候在飞机舷梯口，接机大厅挂着“热烈欢迎海南省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代表团来台湾访问交流”的横幅，当天晚上还举行了非常隆重的欢迎晚宴。虽然已是初秋时节，但台湾朋友的热情却让访问团的成员感到春天般的暖意。９月１０日，“…     

试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语言风格

纵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全书,在语言运用方面具有如下独特的风格:简洁明快,意丰旨远,大气磅礴,主旨鲜明,幽默风趣,娓娓动人。     

论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及其成因

本文首先分析了法律与语言之间的同生共存关系,然后在论证模糊性是语言的固有属性的前提下提出:作为语言变体之一的法律语言必然具有模糊性。最后,从法律语言本身的特征、科技发展及执法灵活性等主客观两个方面探讨了法律语言模糊性的成因,呼吁法学界与语言学界加快联合研究的步伐,迎接时代向法界提出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