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卷宗移送方式的困境及其改革出路

我国原刑事诉讼法采用的全部卷宗移送方式因易导致法官预断而致庭审流于形式,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遭到废弃。新刑事诉讼法采用的部分卷宗移送主义因其改革的不彻底性又产生了种种弊端。部分学者因之提出了借鉴“起诉状一本主义”改革我国卷宗移送方式的思路。但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方向尚不明确,起诉状一本主义需要的各项配套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贸然实施起诉状一本主义必然导致制度内部的冲突,甚而会因制度的反作用而产生始料未及的结果。因此,暂缓实行与我国诉讼制度适应性前景无法预料的“起诉状一本主义”,结合我国国情,重塑预审程序,实现庭审法官和预审法官的职责分离,将卷宗移送划分为向预审法官的证据移送和向庭审法官的证据移送是较为合理选择。     

村级组织的“规范主义”运作及其后果分析——基于技术治理背景下的考察

伴随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技术治理实现了对科层制的深度嵌入,形塑出技术赋权体制。在该体制下,国家权力支配的方式与过程发生改变,基层政府行为呈现治理流程规范化、指标设定精细化和全面质量管理等特点。村级组织为应对科层制技术治理要求,采取职责履行痕迹化、组织分工专业化和村庄治理事本化等规范化应对措施。"规范主义"成为理解技术赋权体制下村庄治理的核心。村级组织的"规范主义"运作,虽有助于提高基层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但也带来诸如形式主义、尾巴主义和行政化等问题。由此,构建规范之下有简约、简约之中有规范的"内方外圆"社会治理格局,成为当前乡村治理转型的关键。     

从割裂到弥合：政府技术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政府技术治理研究正在经历一个"吸纳"与"排斥"对峙的割裂发展阶段,重构政府技术治理概念结构,能打开政府技术治理研究的弥合之窗。政府技术治理概念的本质属性是多主体使用现代信息化操作工具及其知识体系实现政治和公共行政目标的过程,信息循证主义和数字技术嵌入双重维度及其质化指标共同构成政府技术治理的概念结构。政府技术治理既是现代信息技术创造问题域和权利域、公共需求样态转变亟待回应等外部推力的结果,也是政府为探寻治理创新路径、夯实公共权威的内生选择。赋能数字经济发展、驱动社会应急管理智慧化和推进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是政府技术治理的可为路径。发挥政府技术治理效用,必然要维系治理价值和技术的平衡,突出治理中"人"的主体作用。     

民粹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论西方知识界解释特朗普现象的误区

近几十年来,西方知识界主流大幅度左转,具有了明显的民粹倾向。基于这种立场,他们将特朗普现象解释为右翼民粹主义。他们修正了传统的民粹主义概念,也曲解了特朗普的思想和言行。当代美国的民粹主义基于激进进步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念,其锚定的社会基础是经济上的底层、以国家福利为生者以及文化上的各种弱势和边缘群体,他们大多属于特朗普的反对者。特朗普攻击精英,但并不反对而是维护精英主导的社会秩序;他并不一般地反对多元主义,而是反对走向极端的多元文化主义;对他的排外和种族主义的批评,是基于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立场的偏见。特朗普的公共政策明显具有新保守主义特征,只是其个性特征和行为方式带有某种民粹色彩,但仅据此不足以判定其属于民粹主义者。特朗普现象属于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时期的保守主义,是抵制美国社会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和走向民粹化趋势的力量。     

“少数中的少数”难题——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困境及其出路

一直以来,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常常因无法包容少数族群的文化差异性而受到批评。为反驳这种"不宽容"的批评,西方自由主义学者提出了多元文化主张,以此包容、捍卫少数族群的文化差异。然而近两年,随着恐怖主义威胁以及难民危机日益严重,加上欧美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兴起,西方学者及民众却开始抱怨这种多元文化主义对少数族群"过于宽容",既损害了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也导致族群内部弱势群体的个人自由无法得到保障。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转变令人惊讶,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少数中的少数"难题。而通过对金里卡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介绍与剖析来探讨这个问题,也许能从政治哲学视角分析西方宪政民主国家的多元文化困境及其出路。     

人机协作创未来

自1959年美国制造出第一台工业机器人以来,机器人在日本、韩国、德国等工业化国家得到大规模应用,并且越来越朝着"小而有力""聪明好用"的方向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以机器人为代表的自动化也时常被视为与工人争抢"饭碗"的"元凶"。在工业生产方面,机器人一直拥有"超人"的优势,这不仅体现在作业的高效率、高精度高可靠性方面,在耐疲劳连续作业等方面也明显优于人工也正因如此,在     

前科量刑价值研究

前科作为反映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量刑情节,在实践中普遍作为加重情节适用。但是,由于理论上对前科的概念没有准确的定义,实践中对前科的范围也把握得不明确,因而前科作为加重量刑情节的适用还存在不妥之处。应当在量刑中贯彻责任主义,在责任刑之下发挥预防刑的调节作用,前科加重的"射程"应当限定在责任主义范围之内,并且未成年人的前科不应作为从重处罚的依据。     

社会转型期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的重构:以社区建设为视角

目前,思想界普遍存在的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已经影响到具体的学术研究领域,很多学者对社会改革的建议和构想,无论是突出一种排斥国家权力的纯粹的"社会自治"或"个体联合",还是强调"国家权力培育基层社会",都存在过度理想化的问题。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使得现有的理论很难对当下中国的现实进行有效解释。由于新的技术、新的经济趋势的推动,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再度经历着复杂的变迁,必须重新在一个相对实在的中观领域进行重新观察。社区作为个人、社会和国家交叉的一个领域,恰好能满足这一要求。     

“国法学”在民国初年之开展--张东荪《国法学绪论》初探北大核心CSSCI

"国法学"是"研究法律的国家之性质并国家的法律之性质"的一门科学。"国法学"之根本精神,是"法治主义""选举主义""对话主义"的,总之是"现代主义"的。张东荪《国法学绪论》所谈政治,完全是现代政治;所谈国家,完全是现代国家;所谈法律,完全是现代法律。此书在其本人思想史上,是其思想彻底摆脱"东方色彩"而进入现代欧西文明之根本转折点;在中华政治思想史上,则完全可以成为中华现代政治之三大源头之一:第一大源头是王宠惠之《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主要论及"宪政";第二大源头是孙中山之《建国方略》,主要论及"实际的操作";张东荪《国法学绪论》以"完整性"与"系统性"为特点,可视为第三大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