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缘一“笑”“,表哥”却无表——陕西杨达才案的台前幕后

2013年8月30日,陕西西安。位于二环北路东段的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拉起了警戒线。数名高大的警察立在法院正门,并不时招呼路过的民众不要在门口逗留。大批记者也聚集到西安市中院门前,抢占"有利位置"架设"长枪短炮"。     

张润明:煤炭巨贪的不归路

只有处级行政级别的张润明地位并不高,却因为掌管煤炭运输命脉,其"权重"就变得明显,也为牟私利开启了方便之门2012年11月19日,涉及贪腐犯罪总金额3500余万元的山西阳煤集团运输部原部长张润明,犯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国家粮仓”养肥“硕鼠”

本该肩负“国家粮仓”安全重任，却将粮食买卖就地“空转”，套取巨额补贴，“垂直管理”变监守自盗，以致滋生一窝“硕鼠”。近日，中储粮河南分公司原总经理李长轩以受贿1407．9万元，以及893．6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罪并罚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假如贪官不诽谤上级

江西于都县原县委书记胡健勇，因贪污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又一位贪官落马了，但他最初进入纪委的视野，并非因为贪污受贿，而是因为一起换届期间的诽谤案。 在中国反腐败史上，这又是一个极有戏剧性的案例。这至少应该是一个包括两种罪的案例。一是诽谤罪。2011年4月以来，胡健勇因自己未被列为拟提任副厅级干部人选而心存怨恨，指使他人，肆意对赣州市2011年换届工作和有关领导同志进行造谣污蔑。二是贪污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     

微观

消解认定上的不确定性 @周姗姗：在实际司法实践中，以现行的量刑标准，数额认定往往存在不确定性。贪污受贿往往是“点对点”，隐蔽性强，证据不好收集。加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明显低于受贿罪，后者最高可判死刑，前者最高十年有期徒刑，一些贪官常常对巨额不合法财产的来源拒不交代，从而逃避重罚。而近年来性贿赂、感情贿赂等非物质化行贿大量涌现，也表明以受贿数额定罪量刑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反腐败工作的新形势。     

全裸时代

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现实——我们生活在一个个人信息裸露的时代。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的手机会接到各种来源不明的电话和短信,有问你是否要买房的,有问你是否要贷款的,有问你是否要买保险的,而且大部分的电话打进来时都会直接点你的姓或者姓名。     

陇南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祁岷青一审领刑20年

日前，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判处陇南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祁岷青有期徒刑20年。经法院审理查明，祁岷青在任陇南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文县、徽县县长期间，利用手中职权受贿80余万元，另有500余万56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贫困县里大贪官

近期，甘肃省宕昌县原县委书记王先民涉嫌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在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办案检察官在接受采访时说：“在一个财政支出主要依靠国家转移支付、人均财政收入全省排名靠后的国家级贫困县，王先民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敛财逾千万元，数额之大，令人震惊。同时，其‘渐进式’腐败特征发人深省。”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及其立法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设立的初衷是为更好地惩治腐败。但在十多年的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当前反腐败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暴露出了其立法上的疏漏以及它与贪污贿赂罪其他各罪之间的不协调,并因此严重妨碍了本罪反腐功能的实现。本文拟在分析该罪的犯罪构成过程中提出完善本罪立法的建议。     

女贪官的黄泉路

“男人玩女人可以不讲档次。女人玩男人就不能不讲档次。在男人当权的社会里。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这段“精彩”的话出自蒋艳萍之口。蒋艳萍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然而。蒋艳萍真是个“高明”的女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