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中未必的危险

未必的危险,是面对人类认知事物的能力极限时,为积极周全地保护可能存在的法益,而有必要在刑法中明确其构造与功能的重要解释工具,可有效说明部分未遂犯的处罚根据与部分犯罪的罪质。未必的危险是独立的危险类型,构造上有别于确定的危险（包括具体危险、抽象危险等）,指行为与现实出现的法益实际受损结果之间具有因果上的高度盖然性。达至既遂的未必的危险是一种法律评价,以凭借人类认知能力无法查明法益状况这一“行为时”确定的事实为前提,超出了有利被告原则的射程。未必的危险犯在类型上包括行为时无法查明法益本身事实上是否存在（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益是否被有效放弃（如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以及是否保护了更加优越利益（如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等三种情形。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问题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背景在于当前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市民的生活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而政府公职人员的腐败问题的矛盾十分突出,并且不断蔓延的趋势,而该罪的设立体现了我国立法机关和政府旨在对于腐败问题的处罚和惩戒的决心,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一些问题。     

中国最贵家暴离婚案

由于被妻子陆娟起诉离婚。并欲分割双方名下据称高达20亿元的巨额财产，靠投资起家、被称为中国“巴菲特”的赵丙贤和妻子陆娟的离婚案引发关注，也被称为“国内最贵离婚案”。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实证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2008年理论研究课题节选

2008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了我们的课题立项申请，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问题研究》这一课题交给我们。由辽宁省法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辽宁大学的教授和检察院的同志组成了课题组，以实证研究的方法，对2003年至20074五年间，已有判决结果的160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对早期的10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案件进行对比分析；对不同类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案件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实证研究，力求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设立二十年来的司法实践有一个科学的总结，力求对反腐败的法制建设能有所贡献。     

从根源上治理腐败的若干思考——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增加为切入点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七)>,其中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有期徒刑5年提高至10年,这表明我国反腐败力度进一步加大,腐败者将为自己的贪婪付出更高的"成本",使社会各界对反腐败增强了信心.要想从根源上治理腐败,还必须从立法和制度层面,制定进一步的反腐措施.根据国际普遍经验,制定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加重惩治洗钱罪,缔结更多国家问司法协助、引渡和被判刑人移管条约,才能摆脱当前这种治标难治本的反腐状态;而且要使这些措施结合中国实际,扎实推进,力求实效.     

官仓“硕鼠”是怎样养肥的

中储粮河南分公司原总经理李长轩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在担任中储粮河南分公司总经理12年时间里，李长轩受贿1400多万元，另有893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一封举报信揭开真面目——记黔中巨贪樊中黔

2010年7月29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对贵阳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市长助理、金阳新区管委会主任樊中黔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樊中黔长期大肆收受王刚、崔全庆等50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005万余元，美元4万元、欧元0．8万元、港币24．8万元、金条50根（价值人民币18万余元）等。另尚有人民币246万余元、美元25万余元、欧元12万余元和港币36万余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判处樊中黔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樊中黔提出上诉。同年9月8日，该案终审宣判：维持原判，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交通局长买官被骗记

1999年12月7日，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原衡阳市交通局局长邹大华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万元。昔日权倾一方的交通局长，如今沦为阶下囚．令人唾弃，更令人厌恶的是，在官场纵横捭阖、得心应手的邹大华还上演了一幕买官被骗的丑剧。     

拜倒在石榴裙下的行署专员

2001年4月19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大审判庭内座无虚席，原江西省赣州地区行署专员韩景昌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在此公开审理。公诉人指控：韩景昌在任赣州地区行署副专员、专员期间，先后受贿45．2454万元，并有267万元人民币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另外，他还滥用职权，违反国家规定，越权决定为185辆无合法证明的走私汽车办理挂牌手续，致使国家关税遭受1304．1万元的重大损失。韩景昌所做的这一切，很大一部分原因竟是为了讨他的情妇——一个名叫魏云(已另案处理)的女人的欢心。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贪官的丑恶嘴脸及其肮脏的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