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罚轻缓化的世界背景与中国实践

当前,刑罚轻缓化已成为各国刑事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刑事司法的理性选择,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经济发展状况和人的价值优劣的重要标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国是否应该融入刑罚轻缓化的历史潮流?如果融入,是否又有不同于他国进程的特殊性以及如何在中国的刑罚制度中予以体现?本期策划组织的几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刑罚轻缓化的提倡理应成为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予以关注的重要问题。     

宪政主义:文化与制度的转型

民主、宪政与共和是现代国家政法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中国在过去一百年中,共出现十部宪法,可见中国一直在探索着宪政的道路。本文试在总结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西方宪政国家的制度以及自由主义传统,深入分析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寻找一条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政主义道路。本文主要从文化与制度两个方面入手,分析文化制度的历史渊源并联系现代实际,强调支撑制度存在的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并阐述其中的含义。     

企业效益管理与德性主义

从传统规范伦理学出发,企业效益管理思想始终围绕在功利主义与道义主义周围,最终归结为德性主义。企业效益管理思想依次经历了经济效益优先论、经济社会效益兼顾论和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统一论三个阶段,其伦理配置也相应经历了功利主义的持守、道义主义的索求、德性主义的升华三大历程。     

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潮中的“第四政治理论”评析

俄罗斯当代思想家亚历山大·杜金近年来用保守主义作为代替20世纪三大主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第四政治理论",其实质依然是他以往宣传的"新欧亚主义"思想。杜金的"新欧亚主义"以传统主义、"保守主义革命"和欧亚主义等思想为基础,具有强烈的反自由主义特征。杜金的保守主义与"统一俄罗斯"党的保守主义纲领既有相类似的原则,也存在重大差别,本质上并不相同。     

新书架

《观念的水位》作者:刘瑜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作为国内公共领域最重要的声音之一,刘瑜的文字向来拥趸众多,之前的作品更多关注美国民主,与中国相关度不高。而本书更多关注东亚、中东欧、南美洲以及非洲国家的政治与民主化,比如英国、俄罗斯、委内瑞拉、赞比亚等,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参差不齐,而很多情况与现今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这无疑让这本书更生动,更接地气。一个更好     

转型中国的信仰与秩序

当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一旦成为国家权力继续存在的主要方式之后,就不可能再度回归到由意识形态信仰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之中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正面临一个巨大的再转型、再变迁。国家权力、经济发展、社会运作等模式,均需一个更深入的改革与开放。在此背景下,不同社会力量都在寻找各种思想资源,以论证自身的改革话语——有向中国传统寻找思想资源的,一些人诉诸"新民主主义",另一些人诉诸传统的"儒家宪政主义";向西方寻求思想资源的群体更多,包括民主派、经济自由主义者、新左派、民族主义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充     

第13届国会选举前夕的马来西亚:选举型威权的终结?

无论第13届国会选举结果如何,马来西亚50多年来的选举型威权体制正在走向松动:巫统已经不像以往那样能完全操控选举结果,一党独大的局面已有所改观,两大政治阵营的竞争体制(即"两线制")正在成为马来西亚政治生态的基本格局。为赢得国会选举、挽救巫统主导的国民阵线的执政地位,纳吉布首相实施了一系列亲民政策,但这些政策能否消解长期以来人民对巫统威权体制的积怨尚不得而知。在反对派人民联盟一方,他们其实也没有显示出成熟的替代执政能力,他们最大的政治资本是人民对巫统威权的厌倦。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综述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一种制度分析"典范",在美国政治学界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我国政治学界的研究和运用才刚刚起步。通过比较系统考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产生的背景及特征、国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的主要观点、理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学者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理论的发展现状,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局限与应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研究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理性选择的视角理解政治生活与政治制度,其制度变迁研究受到理论资源的深刻影响。理性选择理论是该流派的理论内核,塑造了制度变迁的典型解释,后者具有功能主义、非历史性、集体利益导向、忽略观念性因素、低估权力不对称等缺陷。理性选择理论的修正、新制度经济学等分析工具的引入则催生了制度变迁的多样化解释,在不同程度上克服了典型解释的缺陷,并提升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非正式制度、制度演化、内生变迁的研究潜力。未来的研究必须处理好制度功能与制度生命力、理论内核与理论边界的关系。     

英国剖腹产案件中的患者自主权研究

英国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法院授权的剖腹产案件表显出了妇产领域根深蒂固的医学与司法上的家父主义倾向——对产妇欠缺意识能力的一般推定,对产妇非理性决定的蔑视以及对产妇及/或胎儿生命利益无以复加的推重——从而与患者自主权原则发生冲突。英国法院通过对意识能力概念过于严格的解释,来绕过胎儿非为法律上之人的法律壁垒,甚至公然对实证法的立场发起挑战。上诉法院虽然在两项判决中扼制住了这一情绪化的异动,它的意识能力理论却仍然为家父主义的回潮埋下了伏笔。故而,单有法律原则,还不足以为产妇自主权提供充分保护。只要诸如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地让产妇娩出一个健康的孩子、分娩中的产妇欠缺作出有效决定的意识能力这样一些流布甚广的观念不得澄清,产妇导向的法律政策与婴儿导向的产科训练之间的冲突不得协调,强化了产科医生话语权的医疗资源匮乏状态不得根本缓解,那么,曲解、回避法律原则强行手术的作法就断不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