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秒百亿亿次运算计算机有望2020年诞生

计算机科学家们预测,到2020年,每秒钟可进行上百亿亿次数学运算的超级计算机将诞生。目前,美国、中国、日本、欧盟和俄罗斯都在投入巨资研究超级计算机。如今运算速度最快的是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每秒可进行上千万亿次的数学运算,比如日本的K计算机,它拥有88128个计算机数据处理器,由864台机柜组成,体积与一个足球场差不多。     

今后,谁来种地

最近一个时期,笔者在晋西北革命老根据地宁武、神池、五寨等地搞农村调研。今后谁来种地?农业现代化靠谁实现?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这种隐忧来自乡村的现实。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达到2.46亿,每年还在以900万~1000万的速度增加。一些县农村耕地撂荒越来越严重,最高的撂荒面积达30%,最少的也有20%左右。越来越多的农村,农民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对农业已经完全提不起兴趣。一方面是因为很多人对农民这个职业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农业的弱势以及过低收益,无法激起他们创业的激情。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土地,导致了如今在乡村务农的,几乎只剩下以老人和妇女为主的留守队伍。     

长江日报：送礼“添堵”岂能习以为常

付小为在9月28日的《长江日报》上撰文指出：前段时间,因适逢中秋、国庆“双节”,北京进入“全年最堵周”。据分析,外地进京送礼的公车增多是造成拥堵局面的主要原因。受如此困扰的不只是北京。有数据显示,大多数省会城市在中秋前的一个星期,因日均数万辆外地车增量,陷入不同程度的拥堵。尽管各部门各种形式的送礼禁令一再出台,但发展到今天,送礼大军的规模,却已成“添堵”之势。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成长型企业需要搭上信息化快车

安徽省滁州宜庭家纺公司做高端羽绒床上用品,近年来成长迅速。已拥有纺织厂、印染厂、家纺制品厂等完整的自主产业链。其外销产品占70%．产销规模在全球同行业位居前三强。目前已在全国一线城市、一线商场开设直营专柜近60家,在职员工2000余人。随着企业逐步发展壮大,管理面过于庞大、繁杂,迫切需要随时掌控一线销售数据来组织生产。经与滁州电信合作一年多,尝到了信息化的甜头。     

基于大数据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变革

大数据信息技术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化变革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教育对象学习需求的精准识别、教育效果的精准评估及教育资源的精准推送都为教育的精准化变革提供助力。但高校思政课教师缺乏大数据治理理念、高校缺乏相关的数据平台建设、精准化教育评价受数据壁垒的阻碍及数据信息安全风险的存在,严重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变革的实现。因此,高校应重视教师数据治理理念的培育,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建设完善的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和安全保障机制,为应用大数据技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变革的实现奠定基础。     

刑事侦查中远程在线提取电子数据的规制

随着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到来,远程在线提取电子数据已经成为刑事侦查的必要手段,但此种行为可能导致控辩力量对比失衡和侵犯公民隐私权及个人信息安全的风险。远程在线提取电子数据往往具有侵入性,具有强制侦查的特征,属于广义之搜查,因此传统以隐私权保护之逻辑对其进行规制,具体而言包括外部的令状主义与司法审查和内部的审批两种类型。但隐私权保护路径存在不足,可以通过数据权利保护的方式予以弥补,例如区分远程在线提取的一般数据和敏感数据、增强对辩方数据权利的保障、明确有关机关应承担的避免数据滥用之义务等,从而实现刑事侦查中远程在线提取电子数据制度的合理运行。     

推动贵州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研究

推动贵州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是培育和壮大新兴产业的有效途径,有利于转变全省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是贵州省实现科学发展、后发赶超和同步小康的重要路径。本文拟从三个方面着手,分析我省大数据产业发展现状,探讨推动贵州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天津公安科技信息化顶层设计与操作实践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公安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天津公安机关积极思考新形势下党和人民提出的新要求,探索以新技术为创新驱动的公安信息化转型升级之路,提出"数据警务、智慧公安"的顶层设计思路,并在公安实战和基础工作中进行操作实践,旨在推进天津公安建立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现代警务管理体制和警务运行机制。     

云南公安VID数据治理体系建设与应用

云南省公安厅紧密结合公安大数据战略,聚焦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等新技术,紧盯实战需求,全国首创"VID视频数据治理平台",驱动警务模式升级,点燃智慧警务新引擎。     

国内数字治理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

数字治理是数字化技术与治理理论的融合,其具有提供智能化公共服务、推动公民互动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创新的作用。通过对国内近十四年数字治理期刊论文的文本分析发现,我国数字治理理论研究在指导实践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治理研究方法和对象单一、研究内容趋同。推动数字治理的实证理论研究、公民的互动参与、基层数字治理的研究将成为未来数字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数字治理目标达成的过程中"数字"与"治理"如何平衡、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治理中政府角色如何定位等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