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孔教会成立的背景

20世纪初的十余年间,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一系列的冲击。清末,以考察儒家思想文化的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随之建立的新式教育猛烈地冲击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伦理道德。新兴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遗余力地铲除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残余。辛亥革命后,儒家政治思想被抛弃,西方政治制度被引入。新制度给中国带来悲剧性的结局,使孔教危机日益加深。为了挽救儒家文化和解决社会危机,康有为、陈焕章等人于1912年组织发起了孔教会。     

论“魏源、张之洞、康有为、蔡元培“之中西教育内容观

鸦片战争爆发,列强入侵,国人惊醒.面对突如其来的西方文明,"华夷之辩,华夷之防"喧嚣尘上.教育界究竟该如何面对发展的西方文明?无数鸿儒呕心沥血,本文以地主阶级改革派--魏源、洋务派--张之洞、维新派--康有为、民主派--蔡元培为代表的四大派的"中西"教育内容观进行研究.     

海外中国名人命名之地

日本:孔子庙孔子在日本有着广泛影响,在长崎就有世界上在中国以外最完美的孔子庙。长崎孔子庙座落在华人居住中心的大浦町,占地3300平方米,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古典式建筑,庄重典雅。孔子庙建于1893年,是当年旅日华侨在清政府驻长崎领事馆的推动下兴建的。以后几经风雨,多有毁坏,旅日侨胞在中国政府和山东曲阜孔府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于1982至1983年重建。长崎孔庙古色古香,庙前两棵高大的楷树,又称孔子树,花繁叶茂,郁郁青青,是当年建孔子庙时栽种的。距楷树后侧仪门前的一对石狮不远处,有一对石碑,一面刻有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的《孔子赞》,另一…     

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称谓及国学研究

综观近代国学思想可以发现,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思想在近代哲学家中最为相似,而与同时代的哲学家渐行渐远。进而言之,两个人的国学思想之所以高度相似,源于对诸子百家的整合以及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宏观认定。这些通过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称谓最直观地表现出来,并且直接影响着两个人对国学与西学关系的审视和对国学的研究。康有为、谭嗣同都以孔教、孔学整合诸子百家并且以孔教、孔学称谓中国本土文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两个人国学理念的契合度和相似性;反过来,相近的国学称谓以及国学理念不仅决定了康有为、谭嗣同对国学与西学关系的审视,而且框定了两个人国学研究的宗旨、内容和范围。     

民国孔教运动中的孔教新创仪式述论——以孔教会为中心

孔教运动中孔教徒们除在理论上树立孔子的教主地位外,在强化孔教的宗教色彩方面,孔教徒们更是极力建设孔教的宗教仪式。这些新创仪式主要有：释奠礼的新推广、颂经与念圣辞、教堂与祀孔配天礼、圣诞节及其他一些孔教节日的纪念、儒服、孔子纪年、教旗和教徽等。这些仪式的创建,强化了孔教的宗教色彩,却并未在孔教徒中广泛流行。在宗教仪式的创设上,孔教运动可以说是失败的。     

叶楚伧的本色

曾是叛逆少年 叶楚伧的父亲叫叶风巢,生性爱交朋友,慷慨大方,他不事生产,眼睁睁看着叶太和酱园因无人打理走向荒芜,叶风巢依然是一副“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公子派头。《叶楚伧年谱简编》说叶凤巢“身为前清秀才,却鄙视帖括之学,不屑于逐鹿举业,因而家道衰落,千金尽散。不得已假馆授徒,借以维持生计,     

近代中国“民权”内涵演变考论:从维新到革命的话语转换

当代学者对近代的民权概念颇多误读。康有为等人是在与纲常名教相对的话语场景中使用民权一词,主要针对三纲,表达普遍的个人自主性为正当的观念。康派民权的核心和根底是人人自主之权,由此基点进一步向公领域延展,才突破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局限,构筑出一个以民为国家权力本源的公共秩序新图谱。承继康派民权精神的革命派,则主要是在东方与西方、民众与君主、汉人与满人的话语结构中使用民权,他们关于民权之正当性和必要性的论证范式,不仅可能侵害了个人自主观念的社会基础,也导致了民权之内在核心价值的消散。     

康有为与严复妇女观之比较

康有为和严复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他们呼吁妇女解放,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对妇女的束缚,提出了各自的妇女观。试从康有为和严复妇女观的根源、主张及评价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康有为和严复妇女观所起到的启蒙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理论误区

康有为、谭嗣同都对大同津津乐道,共同建构了大同思想的近代形态。作为近代大同形态的第一阶段,两人的大同思想具有共同的理论误区。这主要表现在削异求同、诉诸宗教、将大同的实现推向无限遥远的未来和消解救亡主题四个方面。只有在肯定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有别于古代的近代形态和积极意义的同时,深入探究其阶段特征及历史局限,才能准确界定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历史位置,从而全面把握两人的大同思想与孙中山等人的异同。     

天下事哪有捷径

王照曾参与戊戌变法,彼时他官居礼部主事,一折参倒该部六位堂官,震惊朝野。变法失败,他被迫流亡日本,寄身康有为、梁启超门下,然而他与康粱不是一路人,终告决裂。后来他反思变法,不仅抨击荣禄、刚毅及守旧党“皆误国者也”,还批判康粱等“亦庸医杀人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