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术界关于“单位制”的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以后,单位制成为我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单位组织因而也成为城市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单位制依然是城市社会的基本组织制度,另一方面其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逐渐发生了变化,因而单位制给城市社会带来了很多“意外后果”。在此背景下,对单位制的研究逐渐引起了众多学者和研究者的关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本文试图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做一个大体的回顾,并对目前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研究的大致取向谈几点看法。 一、“单位制”的界定及成因 　　由于国内单位制研究尚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因此学…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现实与展望

庞大经济规模掩饰下的脆弱的经济结构和较低的工业化水平,决定了中国不具备挑战世界强国的实力,更不具备制定国际规则和领导世界的能力。中国要走出危机,实现工业化,则必须改变对国际体系的片面依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公然决裂。     

试论全球政治的新发展和中国多边外交的再思考

全球政治的新发展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三大全局性影响,涉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重大问题上升到各国政治议程的前列,全球力量中心正从欧美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全球性的"政治兴奋和活跃"继续扩散,从而对全球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但是现今的国际多边机制无论在充分性、有效性还是合法性上都存在日益严重的"能力赤字"。改革国际多边机制的呼声持续高涨。同时,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变革的多边外交进程中,面临日益上升的发挥"领导"和承担"国际责任"的压力,需要我们在多边外交中不断适应变化了的国家身份定位,在战略规划和布局上加强统筹地域和领域的多边机制,有机结合近期和长远目标,并在多边外交实践中丰富发展和谐世界理念。     

第一位来访的拉美国家领导人——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访华记

1961年8月13日至23日,巴西副总统若奥·贝尔希奥·古拉特应中国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邀请,率领巴西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这是巴西国家领导人首次访华,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来访的拉丁美洲国家领导人。     

谭震林反对官僚主义二三事

老一辈革命家谭震林一直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新中国建立以后,谭震林当了副总理,进了政治局,分管整个农林口的工作.但他时刻警惕着,千万不能变成"官老爷".     

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历史演进与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探索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定律。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历史使命。     

在经受大考中提升应对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水平

这是一次“灰犀牛”和“黑天鹅”交织叠加的典型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最;这是一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阻击疫情时间之紧迫、任务之艰巨、规模之超大,世所罕见。     

对构建中法新型大国关系的几点思考——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

<正>1964年的1月27日,中法两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50年来,两国关系经历了各种风雨的考验,正步入"五十知天命之年",向着构建更加牢固的新型大国关系迈进。     

1949—1978年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向度及启示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道路维度看,党的文化建设彰显强烈的阶级性;从民族性文化到阶级性文化的理论维度看,党的文化建设重在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呈现意识形态发展向度;从制度缺失与群众运动高涨并存的制度维度看,“斗批改”思想形塑群众性政治文化成为文化建设的显著特征。三十年,意识形态向度的文化建设既有成绩也有失误,历史镜鉴今天,在文化建设中不但要遵从规律,而且须以辩证态度分析和对待曾经走过的弯路,更要在文化建设中建章立制。     

技术政治视野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脉络与基本立场

现代科技不是中性的工具,而是负荷政治属性的人工物。科技的政治属性是由其应用的社会系统的性质所决定的。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问题重重,而社会主义应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路径。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发展,经历了建国初期从“一穷二白”到“向科学进军”,改革开放时期从“全面追赶”到“有限目标追赶”、从“科教兴国”到“重点跨越”与新时代从“并跑领跑”向“科技强国”的发展转型。这种发展转型表明了我国科技发展的基本立场与价值导向:让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让国家从“立国”“富国”到“强国”,让全球从“独立自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