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系列论述的核心要义及时代价值

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系列论述可以从以下三个视角来把握:从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文化的认识视角来看,其形成主要是基于把互联网建设成为以中华文明为底蕴,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新途径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从推动网络舆论引导的时、度、效和网络犯罪有效治理的认识视角来看,其形成是基于互联网、智能手机和新媒体等科学技术对网络治理带来诸多现实挑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从积极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认识视角来看,其形成是基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安全,以及公民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面临严峻风险与挑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探究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系列论述所蕴含的本质和要义,有助于掌握网络舆论主战场上的主导权,坚持真理、批驳谬误;有助于引导青年健康成长,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有助于推动"互联网+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增强时代感和实效性。     

为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 ——海洋政治学理论构建初探

进入21世纪,新形势、新问题的出现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地区及国际社会的海洋利益。近年来,随着海陆互动能力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国家都直接参与或间接卷入海洋事务。与此同时,海洋场域安全冲击、海洋开发与治理困境,不断提醒人们重新定位与海洋的关系,海洋战略、海洋开发与海洋治理等议题受到高度关注。由此,对海洋战略、海洋开发与海洋治理进行理论思考、就海陆必然冲突的传统命题进行新的思辨,成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网络新媒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创新应用

网络新媒体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方式,也给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挑战。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工作实践中直面挑战,结合学科专业特点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路径。     

论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限度

网络时代我国刑法解释的理论与实践呈明显的扩张化趋势,这一趋势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为导向,不断地突破罪刑法定原则。划定刑法解释的内部限度应该在坚持"法条用语的可能含义"、"一般人的预测可能性"这两条一般标准的前提下,先根据网络犯罪的类型确定刑法解释的大致方向,再根据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等价性确定刑法解释的具体限度。划定刑法解释的外部限度应该立足于现实主义的网络治理模式,探索刑法与准则、市场、技术各自作用的边界:刑法不应该沦为保护网络准则的工具;刑法应该为P2P网贷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留有出路;通过技术代码能够保护的法益不应求助于刑法。     

中介责任下网络服务提供者过错认定的完善

将现有的中介责任过错认定规则进一步细化,例如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形态中的过失进一步细化为“重大过失”与“一般过失”,对于具有“重大过失”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其排除“避风港”规则的适用;对具有“一般过失”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给其进入“避风港”享受免责的机会.相应的,应当将网络服务提供者过错认定的标准进一步细化,明确其在何种情况下属于“重大过失”或“一般过失”,加强“避风港”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中日韩城市外交——动力、模式与前景

城市外交是当前中日韩三国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国际、国家和地方三个层次考察中日韩合作中城市外交的发展动力,发现全球化、国家激励和地方主导三个因素共同推动着中日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在保持友好城市双边交往的基础上,中日韩通过建立论坛机制、搭建协作平台等形式,将友城外交推向深入,并积极发展基于议题领域的跨国城市网络,推进城市外交发展模式的完善。目前,中日韩城市外交在加强沟通、完善全球治理、塑造区域认同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也受制于东北亚政治局势以及城市外交本身的限度。加强在观念、机制和能力层面的持续建设,是中日韩未来城市外交稳步推进的重要路径。     

新社会阶层的网络参政及影响因素研究——一项基于江苏地区的调查

本研究通过对江苏地区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参政的实证调查,发现新社会阶层网络参政出现群体分化趋势。具有年纪轻、学历高、收入处于两极(较高和较低)等特征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往往具有较高的网络参政行为。新社会阶层的主观政治理念比客观政治现状更容易激发他们的网络参政行为。此外,媒介通过为新社会阶层提供信息、观点和渠道,成为新社会阶层网络参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基层秩序何以可能#br# ——传统地方社会治理的理论视角及其评述

近代之前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地方基层的治理形态又是如何。众多的研究关注到中国乡村治理形态的特殊之处，并且主要形成了结构视角下的中间阶层社会整合与国家权力文化网络整合的视角。社会结构整合论侧重中间阶层的权力支配，国家与地方之间通过士绅、地方精英的正式与非正式治理结合方式维系乡村社会秩序。权力文化整合论则认为乡村社会共享的价值符号、象征、礼仪等权力展示造就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一体性，国家正是运用正式权力的文化网络治理基层。传统乡村社会的基层治理是一种融合了结构与文化的认同治理，这种治理方式成为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依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