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行动逻辑与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乡村发展与乡村建设提供了全新的价值指向和战略支撑。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而有效治理的核心在于建构一核多元的治理共同体,新时代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来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行动逻辑层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遵循的是整合碎片化乡村社会、服务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培育乡村社会自治能力的逻辑;在实践路径方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核心在于增强乡风文明建设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引领、政治吸纳与嵌入动员相结合的组织建设,以及民主决策与执行监督相统一的行动统筹。通过凝聚治理共识、增强治理合力,从而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     

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方式:特质、生成逻辑与内生机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是中国贡献给国际社会的新理念、新话语、新方案、新智慧、新范式。更为重要的是把它升华和转化为思维方式,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简称"共同体思维")。既然在冷战中能够形成冷战思维,那么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交往实践中也必会生成"共同体思维"。"共同体思维"是"如何看待世界和建设什么样的世界"的国际新思维,其实质就是践行相互尊重、协商合作,实现共赢共享价值目标的实践理性思维;是对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思维的批判与超越;是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摒弃的健全合理的实践理性思维。"共同体思维"的普遍性生成逻辑与内生机制决定于它在认识上的科学性、利益分配上的合理性、道德上的正义性、认同上的广泛性。"共同体思维"的塑造形成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是辩证统一、互相强化的过程,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续而又广泛深入的实践中必然被内在化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国际新思维。     

习近平新时代人民观的生成逻辑及其价值意蕴

人民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实践支点与价值原点。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背景下人民群众工作的新发展、新变化,做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明确回答了新的历史阶段中维护和保障人民利益的方向,形成了新时代人民观的整体理论形态。把握其生成逻辑和价值意蕴是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的本质要求,是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的力量之源,标定"中国之治"新境界的价值坐标,为世界人民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先决问题是一个"伪命题"

先决问题在国际私法的冲突法领域一直是一个倍受争议的问题,从诞生之初就处于一种动荡的状态.本文从先决问题的定义、法律地位、存在方式及价值方面对先决问题进行了论述,以此证明先决问题的"虚伪性",是一个人为创造出的"伪命题",不论是学理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没有存在的价值.     

新农村建设的逻辑起点：国民收入城乡分配和谐

国民收入城乡分配长期失衡是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日益深化的重要诱因之一。调整国民收入城乡分配结构,构建和谐的国民收入城乡分配关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前提。     

货币的政治逻辑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

货币不仅仅只是市场交易的媒介,更是一种权力,它不仅对社会财富具有分配效应,同时也能够为货币发行者直接带来财富,货币从产生到被普遍接受与国家权力密不可分,这就是货币的政治逻辑。货币的权力特征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往往不能遵循以效率为原则的市场逻辑,而是充满着国家间的博弈和斗争。美元在崛起的过程中并不仅仅依赖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也是美国政府积极运作的结果。美元所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欧元和人民币的竞争,更在于美国的传统盟友欧盟国家和日本能否在今后一如既往地支持美元,以及美国能否获得以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货币问题上的合作。     

注意力分配视域下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研究——基于300份政策文本的Nvivo12质性分析

注意力分配作为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研究的一个关键要素,体现了地方政府特定时期的发展方向与政策倾向,而加快推进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必须关注并剖析其背后的实践逻辑。通过构建“工具类型-应用场域-内容效力”三维统合模型,并参照时空维度以深度分析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分配结构,探寻我国地方政府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目前,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注意力分配存在政策工具使用不平衡、场域应用不均衡、内容效力不够高等问题。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即注意力配置初步引领数字化转型、注意力竞争内在驱动数字化转型、注意力再造纵深推进数字化转型,本文尝试提出促进政策制度持续创新、政策结构日益优化等可行路径。     

民法典结构应是历史的、逻辑的和现实的统一--兼评徐国栋教授等观点

关于中国民法典的结构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以梁慧星先生为首的观点主张采潘德克顿式,亦即德式;以徐国栋教授为首的观点主张罗马式,亦即法式,徐国栋称前者是物文主义,后者是人文主义,两种观点相持不下。试图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将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资资料的生活方式作为民法典结构的起点,据此对梁慧星的民法典构造模式作了部分修正,并从逻辑和现实的视角探讨民法典的合理结构,进而阐明中国民法典的结构应是历史的、逻辑的和现实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