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轨迹与改革路径——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视角

改革开放前29年的意识形态工作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守,也造成了严重的泛意识形态化.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工作由斗争型转向建设型模式,此时既强烈体现出开放的特点,但也出现了较为普遍的淡化现象.历史启示我们: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考虑,意识形态工作既不能泛化,也不能淡化,而应该在改革创新中强化其地位与作用,优化其内容与形式,促使其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下实现科学发展.     

延安中共新闻传媒对南京大屠杀的揭露与批判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和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年。在这样一个重要年份,却传出日本一些政客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消息。例如,在2月20日,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与到访的南京市政府官员举行会谈,在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竟说:"的确存在一般性战斗行为,但我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并未发生过。"河村隆之的话,严重歪曲和抹杀了日本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真实的历史,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影响了中日间的健康、稳定合作,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慨。南京市政府深感震惊,宣布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间的官方交往。     

文化生产力的发展路径探析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文化生产力日益显在。探讨制约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找寻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可能思路,对于提高党和政府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执政能力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借鉴与批判——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为例

作为一门学科,中共党史学的繁荣与发展既要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探索,也需要与时俱进地在研究的方法、理论、范式等方面进行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受到包括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在内的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取得长足进步,但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问题。客观分析西方史学理论的利弊,合理借鉴其有益成分,对推动新时期中共党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设计师的晚年沉思

1992年春天，已是耄耋之年的邓小平，接连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谈话。在外人看来，似乎是没有想到的惊人之举，而对这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来说，却是深思熟虑的一着棋子。1992年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特殊年份：,zAl987年党的十三大以来已经过了5年，需要召开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现状，总结经验，制定纲领；而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发生了跌宕起伏的重大风波，15年的实践经验与认识经验，需要作出科学总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当代社会主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曲折，而“太平洋世纪”即将到来的说法也不胫而走。在这个关节点上，“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不仅影响到整个90年代发展态势，而且必将深刻影响到21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     

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上）——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彬

为了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更好地开展反“藏独”的斗争，我们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彬等进行了系列访谈，本期推出“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当代家庭关系的变迁:形式、内容及功能

中国当代家庭关系伴随着社会变革和制度演变发生了重要变动,家庭成员平等的局面基本形成。以亲子关系为主导的家庭关系转变为夫妇为主导,成为家庭关系的一条主线。在这一过程中,家庭核心化和小型化受到推动。当代家庭关系的另一主线是亲子代际关系,其既有对传统的保留,更多地则随社会变革发生了强弱变化。     

列宁制度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列宁是首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家,也是当代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始人。他强调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应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实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民主;强调执政者必须履职尽责。列宁关于社会制度伦理建设的思想,对我国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建设,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有重要启示。     

繁荣时期闹革命——“托克维尔悖论”及其当代价值

1856年,托克维尔出版了其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此书中,托氏提出了著名的"托克维尔悖论",即繁荣导致革命的观点。对于"托克维尔悖论",笔者认为,首先,它颠覆了传统革命观,即革命与社会财富分配关系;其次,它仍然在20世纪的政治实践中不断上演,也极有可能在21世纪重演;更重要的是,托德维尔的这一观点对于当代中国的改革攻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传媒监督权行使如何法治——从“宜黄事件”切入

"宜黄事件"是一起因传媒监督而具有法律意义的典型事件。对该起事件的调研及对相关新闻内容的梳理表明,其传媒监督权行使的信息基础存在瑕疵,有违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相关传媒也未能坚持中立的立场,报导中未能做到尽可能的客观公正,未能兼顾冲突双方的话语权。因此,该案传媒监督权的行使出现了法治偏差。这与传媒介入的特性有关,更与传媒追求商业利益的倾向有关。社会和公共领域中的政治力量,也可能影响传媒监督权的立场。承担公共表达职能的传媒,是现代法治国家共同价值的维系纽带之一,因此需要平衡商业利益和政治力量的制约,塑造传媒监督的健康立场。这可以通过职业伦理约束和法律规范的共同作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