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征用“法秩序结构”的框架构设

征用的法秩序结构建立在《宪法》确立的财产法秩序之上。以征用财产的性质为标准,我国宪法和法律中初步形成了一个针对私有财产、集体财产与国有财产的三元征用结构。征用权的行使必须履行必要的内在义务,包括以保护公共利益或高位阶公共利益为目的,遵守法定程序与正当程序原则,遵循比例原则,合理使用、处置征用财产及关联财产,以及及时返还与补偿等。为防止征用权行使越界,性质上不可征用的财产、最低人权保障、基本权利保障、法律秩序的维护等构成征用权行使过程中无法跨越或不可侵越的四重外在边界。征用的内在义务与外在边界构成所有征用形态共同的、类型化的义务和边界。我国应基于三元征用结构,针对不同类型的义务和边界,制定专门的《征用法》,以此实现征用法的体系化以及《宪法》和《立法法》中的法律保留要求。     

论农村土地征用中公众有效参与的目标与形态

为追求农村土地征用的决策质量和效率,需要加强农村公众的有效参与。可根据托马斯有效参与理论确定采取何种参与形式。具体到农村土地征用的过程中,在决策咨询期和政策沟通期,分别存在公开—信息知晓、在场—分析咨询、声音—利益协商和同意—斡旋调解四种目标与形态。作为决策者的政府部门,必须对参与过程中社会公众所提出的诉求予以足够尊重。     

疫情防控应急征用的法律风险与合法性规制

在疫情防控面临巨大物资缺口时,应急征用能够有效弥补应急储备的不足,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但是应急征用面临着制度供给不足、征用权被不当行使的多重困境。文章着眼于应急征用的制度与实践,对征用主体权责不清、程序缺位、补偿不畅等法律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具体解决方案。     

战时民船征用中个人利益的法律保护

战时民船征用个人利益法律保护是为了提高公民参与和支持战时物资保障的积极性。在我国以保障国家公权利的行使、较少考虑个人利益的法律文化背景下,以物权法的视角,提出若干战时民船征用个人利益保护的立法建议是法制社会的必然要求。征用必须合宪、合法,征用程序必须正当,征用必须补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征用效率。     

再论物权法草案中的宪法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在物权法中写入“依据宪法制定本法”不仅从立法技术角度是必要的,从维持法律形式统一和端正人们的宪法与民法关系观念的角度看也有意义。地方政府处理重要国有资产应该事先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和获得批准。国有、集体和私人物权刑法保护的条文应该朝修改刑法、创设新罪名和规定单位犯罪的方向做明白表述。《草案》第49条、第68条、第128条和第137条关于征收、征用的补偿依据的规定有明显的宪法瑕疵;根据宪法,应该用“补偿标准由法律规定”替换这些条款中的“按照国家规定”及其它相应文字。在宪法中,市场经济条款要求平等和自由竞争,基本经济制度条款要求必要程度的超经济、超市场强制,处理两者的关系应两方面兼顾和平衡。为做好《草案》修改工作、学理解说工作和促使它顺利通过立法程序,人们对《草案》本身涉及的问题应该有更客观的认识。     

公共利益界定——兼评物权法草案第四十九条

公共利益是征收征用的合法前提.物权法草案对公共利益的抽象表述虽然考虑了公共利益的宽泛性,发展性,多层次性等特征,但不利于保护私人财产,构建和谐社会.公共利益具有相对客观性稳定性,我们可以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做法,在把握公共利益基本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列举加概括的方式界定公共利益的范畴.     

"公共利益"的界定是一个宪法分权问题--从Eminent Domain的主权属性谈起

宪法规定私人财产的征用须服从“公共利益” ,其目的是为了抵制个人财产由于政府的专断或不公正行为而丧失。与具有主权属性的征用权相关联的“公共利益”的界定是一个宪法分权问题 ,是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共同行使的 ,相互之间有一定制约。立法机关只能就“公共利益”确定概括标准 ,具体的判断标准由行政机关行使 ,只有出现争议时 ,司法机关才会介入     

物权法草案中征收征用制度的完善

关于征收征用制度,物权法草案在规则设计上须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应维持宪法关于公共利益的抽象表达,不必采用正面界定和反面排除的方法来规定公共利益的内涵;二是应区分征收、征用与拆迁等概念,分别规定征收、征用的条件与程序;三是应明确规定征收征用的合理补偿标准。     

论失地农民权益的法律保障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大批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因受法律制度不完善、法律法规执行不到位、法制意识淡薄等因素影响,失地农民的许多权益受到侵犯。为了继续顺利推进城市化,同时又维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必须完善土地征用的法律规范,完善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