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民社党(左翼党)的困境与选择

在经历转轨初期的消沉后,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重新崛起.但在德国统一后的特殊政治背景下,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发展出现了独特的地方性特征,成为德国"东方利益"的捍卫者.该党要成为全国性的政党,必须克服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困境.     

德国近五十年刑事立法述评

自1969年德国刑法大改革至今的五十年间,德国的刑事立法活动非常频繁。在此期间,德国立法机关不但对《刑法典》总则犯罪论部分的规定进行了彻底的修订,而且针对犯罪的法律后果以及刑法分则乃至附属刑法中的诸多罪名进行了持续的改革,在恐怖主义犯罪、妨害公务犯罪、毒品犯罪以及保安监禁等领域尤其如此。整体而言,德国立法者在过往半个世纪中日趋侧重功能主义的积极刑事立法观,导致德国刑法逐步从传统法治国背景下的法益保护法和市民防御法转向以社会控制为主导的国家干预法和社会防卫法,造成了诸多难以与现有法律体系和学说理论相协调的象征性立法。我国应当从德国近五十年的刑事立法中吸收其先进经验,对其中的弊端也要引以为戒。     

俄乌冲突下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

俄乌冲突爆发后,朔尔茨总理在2022年2月27日联邦议院特别会议上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并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等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迎来“历史性转型”的重要时刻。本文基于赫尔曼的分析模型对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及其动因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属于外交手段变化的范畴,这一“质变”固然离不开俄乌冲突作为重大外部冲击施加的影响,但不可忽略的是其他因素对这一政策变化的推动,如“克制文化”约束作用的弱化、朔尔茨的驱动、外交与安全领域相关政治行为体的倡议、民众在运用军事手段和对俄政策上立场的变化,加上其他外部压力,如美国对德国增加防务投入的长期施压、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战略回缩”,以及欧盟加强战略自主的努力。这些国内外因素在带来推动力的同时,也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的落地施加了诸多阻力,以至于这一转型仍将是一个需要整固的过程。无论如何,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将给欧洲内部的安全合作、欧俄及欧美安全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政策话语转变与社会救助改革：德国的经验与启示

20世纪90年代后,德国与社会救助相关的政策话语从再分配话语转变为社会融合话语。伴随着政策话语的转变,德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也在酝酿之中并于2003年经联邦议院通过,最终在2005年得以实施。改革把社会救助与失业救助合并在了一起,这表明,受助者不仅是被同情的弱势群体,不再是单纯的权利享受者,政府开始承认他们必须承担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义务,并希望通过改革促使失业者不再依靠社会救助,而是重返劳动力市场,更好地融入社会。通过对德国经验的考察,可以获得如下启示：第一,与社会救助相关的政策话语的转变对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影响;第二,在相关政策话语的构建和转变方面,学术界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三,社会救助政策话语的选择只有符合本国的国情与时代要求,才有助于制度的良性发展。     

从“第三条道路”理论看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转向——基于对哈茨改革的分析

为了改变德国所面临的高失业率等困境,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执政时期推出了《2010改革议程》一揽子改革计划,这其中包括了针对劳动力市场实施的“哈茨改革”。本文首先从历史纵向上分析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发展,然后以“第三条道路”理论为依托,指出哈茨改革带来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范式变迁,即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已经从积极型转向了激励型,这种转向不只是体现在政策目标上,而且也落实在具体政策措施上。本文最后论述了由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期间以及由基民盟／基社盟与自民党组成的新联合政府对哈茨改革的部分修正。     

从德国统一进程看德国及柏林的国际法律地位

从国家法角度看,德意志帝国没有由于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消亡。作为平等的国际法律主体,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于1973年同时被联合国接纳,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在1990年两德统一之前,联邦德国与德意志帝国在国际法上的主体身份是一致的。1990年10月民主德国根据《基本法》第23条加入联邦德国之后,联邦德国成为整个德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惟一代表。对于德国的法律地位和柏林曾一度拥有的相对特殊的地位,关、英、法、苏四国的行动具有决定性影响。     

德国新一届政府定义教育与科研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基础”

教育和科研被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定义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是一项“公民权利”,必须倾“民族之努力”与“教育贫困”作斗争,为民众实现“机会公正”。     

金融危机中避免失业减少裁员之策——德国的对策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经济萎缩,产量下滑,就业困难。德国劳动法框架内避免或者减少裁员的做法主要是:在工作量减少时,采取放弃加班,减少使用劳务派遣工,消耗时间账户的盈余,预支年休假,实行短时工作制或者减时减薪等措施。在无法避免裁员时,通过制定"社会计划",给予失业金救济金,以减少对员工的不利影响。     

德国供应链人权尽职调查义务立法：理念与工具

2021年《德国供应链法》是近年欧美供应链人权与环境保护立法的典型代表。该法既体现了德国纠正供应链人权保障软法机制失灵的客观需求,也展示了其在该领域树立“德国样本”的主观意愿。规制理念上,该法选择强制性特别立法的方式将人权与环境权益之保护纳入立法目的。实施上,该法依赖监管部门的公共执行机制。规制工具上,企业供应链一般性尽职调查义务与类型化的具体行为义务构成核心实体工具,而特别诉讼担当、联邦经济与出口控制局的监管职权和行政惩罚措施构成了核心程序性工具。影响上,该法规定的法律义务会通过合同、行为准则等方式进行“传递”,不仅将提高中资企业合规成本与诉讼风险,与我国《反外国制裁法》形成冲突,而且也会诱发跟随性立法,威胁我国供应链与产业链安全。对此,微观层面,需要完善企业合规制度,依法保障雇员权益,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宏观层面,则应完善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强化《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机制,遏制《德国供应链法》的不当域外适用。     

德国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措施

德国2003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高生育率的家庭政策措施,而且,德国在各个政策领域实施了普遍的家庭友好型政策措施,这些措施的合力使得德国的生育率近年来有了比较显著的提升。德国的经验表明,以调整人口结构为导向的家庭政策措施的着力目标,应在于为家庭提供物质保障、改善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活之间的协调以及提供实现要孩子愿望的可能性,这些目标需要通过时间、金钱和基础设施三个方面的政策措施来实现,与此同时,家庭政策措施需要各个政策领域的家庭友好型政策措施加以配合,以便形成政策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