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德与国运

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德,是其建立、维系、绵延与垂续的根本存在.以德为本,就是亲民、养民、保民,就是蓄大德以仁爱天下.自古有国有天下者,其兴衰治乱,嗣续绵延,未始不以德为本.惟建大德,立大本,方可绵延世泽,嗣续不已.     

论孟子之"思"的道德价值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心之官则思＂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人们对＂思＂之内涵理解主要有＂理性认识＂与＂价值内省＂两种面向。但就孟子思想的整体精神气质而言,其＂去蔽明德＂与＂有所得＂的内涵规定具有丰富的道德意蕴,其择大体、通天人的道德作用推动着儒家德性之知向形上层面的发展。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党建工作

“抓好党建促教学．抓好教学促党建”．这是英山县教育系统唱响的主旋律，他们在以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为目标的基础上，突出“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用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思想统领整个英山县的教育党建工作。     

从孔孟到荀子：法律的道德基础及其证定——从德与法的关系看先秦儒家法律观念之演变

在法哲学领域当中,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乃是核心问题之一。在中国的传统中,由孔孟＂德主法（刑）辅＂之观念塑造而成的是国人重德轻法、重情轻理的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法或刑在孔孟的思想体系中,是一种缺乏道德合法性的、消极无奈的存在。在荀子的观念体系中,孔孟的理论偏差得到了恰当的修正。荀子在＂人之性恶＂基础上对法律的道德合法性所进行的证定,使德与法之间达成了一种同质、统一的关系形态,德法同行,相辅相成,个体由此可化恶成善,社会据此可正理平治。     

积极推进干部德的考评实在化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干部选任工作提出的重大要求。在实践中，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虽对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认识比较统一，但还存在着对德的具体标准概念化、考评内容抽象化、考评方式单一化等问题。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唐代法律制度

儒家思想和法律制度都有着极为长久的历史,这二者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碰撞与结合,儒家思想对法制的影响究竟在哪些方面。本文通过分析儒家思想与唐代的法律制度,简要的阐明了儒家思想与法律制度这一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关系。     

对探索完善干部“德”的评价标准的探索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不断提高干部考察工作质量和选人用人公信度，陇西县先后制定出台了《陇西县科级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等规章制度，在干部考核考察和管理中细化干部“德”的评价指标，完善“德”的考评办法，为科学评价干部探索了新途径。     

"以德为先"与党员干部人文品质

坚持“以德为先”用人，从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等方面完善干部德的评价标准，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要看党员干部“是否作风正派、清正廉洁、情趣健康”。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党员干部基本的人文品质。“以德为先”，提升党员干部的人文品质，就必须坚持以下策略：培育党员干部的“君子风度”以促其作风正派；重建党员干部的“道德市场”以促其清正廉洁；正确规范党员干部爱好，以促其情趣健康并能够自觉抵御直接或间接的情趣性腐败。     

中国伦理传统的“德治”与“治德”

自周初德治主义的萌芽至汉朝中国伦理传统“德治”模式的确立，其间历经管仲以法为主的德法结合论、孔子的以德治国论、荀子的礼法并重论等治国理论。然而，基于批判秦朝“法治”实践发展起来的汉朝治国模式，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下走向了纯伦理化的“德治”。与之相应，其培养“德治”主体道德素质的“治德”范式呈现为片面的伦理型特征。自汉至清历朝历代由盛而衰的“德治”循环实践证明：伦理型“治德”前提下的“德治”陷入了“德治”悖论。化解“德治”悖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选择是全面认识、借鉴吸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治国理论及其“治德”范式，促进“治德”的伦理制度化。     

立德树人视域下红色文化融入高职思政教育的路径

红色文化既是高职思政教育课的高质量素材，又是培养学生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资源。通过阐述红色文化的内涵、历史渊源及对传承优秀传统的意义，明确高职思政教育的核心任务，并提出融入红色文化的具体策略，如诵读红色经典、举办讲座、开展体验活动，以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实现红色基因的传承，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