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实的必然性到逻辑的必然性——简述康德对休谟因果关系问题的解决

休谟认为从经验出发,我们无法得出具有必然性的因果观念.因果关系的客观存在只是心灵的习惯和信念的结果,其结论使得事实的真理完全丧失了必然性的根基.康德首先改变论证思路,不是从事实中寻找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基础,而是通过证明因果性法则是经验所以可能、因而是认识所以可能的先天条件,从逻辑的角度为因果必然性找到了合法性.从而实现了从事实的必然性向逻辑的必然性的超越.这种论证方法是"自上而下"的,主要表现于其范畴的"客观演绎"中.但康德也并未无视"自下而上"的方法,这主要体现在其"主观演绎"和"原理分析论"中对从感性出发通过先验想像力而构成知识的人心活动的描述中.这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使康德较合理地解决了休谟所提出的因果关系的客观性、普遍性问题.     

论政府服务超越"顾客导向"的必然性与可能性

“顾客导向”战略强调了政府对服务本位的回归,但是由于政治领域与企业、经济市场间存在的本质区别,顾客导向在政府服务的实际操作中存在许多困难。超越顾客导向的必然性来自于顾客范围不易被确定、顾客需求常被隐瞒、顾客只具备部分选择权等等。超越顾客导向的可能路径是认识并挖掘顾客的潜在需求,创新公共服务制度设计,引导与规范顾客需求,提供均等化社会服务等等。     

"十一五"时期的战略重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十一五”期间的战略重点,它具有深刻的客观必然性。“四位一体”新的发展体系和布局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问题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能源资源的瓶颈制约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社区矫正初探

本文对社区矫正制度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从社区矫正制度设立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以及设立社区矫正制度的途径等方面来阐述了社区矫正制度的各个方面。     

法律解释合法性的逻辑结构

法律解释合法性问题不同于法律的合法性问题,一个合理化问题,而不是正义论问题。法律解释的合法性结构应当是由形式理性的法律推理、“价值理性”的价值判断和交往理性的社会认同构成的完善的法律——社会过程。     

关于刑法因果关系性质的探讨

对刑法因果关系,学界存在争议,主要有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说两种观点。由于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是相互依存和不可分割的,因而把刑法因果关系分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是值得商榷的。刑法因果关系的发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为了正确地认定某一具体的危害行为对其引起的危害结果应负的刑事责任,有必要对危害结果发生的根据和条件予以区分。     

司法实践与二难推理

司法实践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所从事的具体活动。比如刑事侦查人员对某一刑事案件的侦破 ,法庭审判人员对某一刑事案件的审理 ,公诉人在法庭辩论中与辩护人的论辩等都属于司法实践活动。在司法实践活动中 ,办理案件、处理问题必须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严格依法办事。因此 ,作为司法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系统的法律知识 ,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 ,还要有高水平的逻辑思维能力 ,能熟练运用各种逻辑推理和逻辑方法。在司法实践中对二难推理的恰当运用 ,则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二难推理是逻辑学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推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分析

马克思主义作为在欧洲民族土壤里滋生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 ,之所以为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和民族所接受而中国化 ,这首先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本质要求 ,它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 ;中国当时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需要一种崭新的理论武器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契机 ;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 ,它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结晶 ,是世界性的理论 ,它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进步要素具有价值契合点和学理上的相似性 ,这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文化根据 ;通过俄国马克思主义这一中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很快得到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乃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新旧制度更替从旧制度薄弱地方开始是一般规律

《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几十年间，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其它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证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是能够成功的。近些年来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影响，特别是由于前几年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人们不断地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是空想的产物、历史的误会，还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历史的必然?这就从现实中提出了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     

“告别革命论”辨析

本文拟就当代中国新文化保守主义的史学纲领——“告别革命论”做一番全面的审视和评判。作者认为,其所赖以支撑的两大理论观点——“激进主义产物说”与“革命只破不立说”均不符于历史的事实真相。通过质疑和辩驳可以发现,辛亥革命以及本世纪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并非如“告别革命论”者所谓是“丧失理性”、“盲目鲁莽”、“破坏一切”,而是具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伟大的历史意义。至于“告别革命论”者缘何陷入认识上的某种误区,这恐怕不得不归咎于其方法论上那些值得检讨的诸多舛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