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出让人向债权人承担补充责任后取得的权利探析

《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第八十八条第一款,明确了未届缴资期限转让股权的出让人应向公司债权人承担补充出资责任,但现行法缺失了该语境下出让人向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后自身的权利救济,故本文予以讨论。股权出让人承担补充责任后取得向受让人追偿或者相应股权的权利。出让人应依规定行使追偿权实现其相应的利益;在受让人经催告后无法清偿或无法全部清偿债务时,出让人有权取得相应的公司股权,股权取得程序上应当尊重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此外,股东除名制度和新增的股东失权制度为出让人承担责任后取得公司的股权提供了制度保障。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计算预期可得利益损失裁判分析

我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范围应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1)那么,关于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赔偿范围,我国法律明确支持守约方可向违约方主张预期可得利益损失。但由于上述规定较为原则,缺乏具体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裁判机构面临缺乏较为明确的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是否成立以及具体金额多少的标准,当事人则面临着举证难度较大等现实问题。     

WTO减让承诺表解释原则探析

WTO的减让承诺表,虽然产生于相关成员的单方承诺,但它也是WTO协定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应当按照解释WTO一般规则的原则和方法予以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应客观地根据减让承诺的内容而非任何某一方单方面的意思或预期来确定减让谈判双方的共同意图。单方承诺的特点决定了减让承诺的解释更多地需要诉诸补充解释方法,这种做法也更具灵活性。     

“文本研究”与“理论发展”的分工与互补——以《资本论》研究为例

现代学术研究已进人学术分工高度发达的时代,每个研究者精力是有限的,因此需要“术有专攻”,而许许多多“专门家”的成果汇集起来,就推动了整个学术的积累和进步,原创性的思想才会出现,学术生态的多样性和学术的繁荣才得以显现。具体到马克思研究来说,“文本研究”与“理论发展”应该保持必要的张力,形成合理的分工与互补。     

非政府组织在农村社会救助中的作用

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始形态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公民生存权的最后一层安全网,因而在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基础性的特殊意义.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救助的主要制度有:五保供养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救灾救助制度等.这些制度在实施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农村社会救助方面的优势,可以弥补农村社会救助的不足,能够起到补充资金提高效率和满足多样性的作用.在农村社会救助过程中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模式的路径在于:构建共同的治理空间,形成组织上的互补和探索科学的合作方式.     

共同体治理:超越市场治理和国家治理模式

当我们追问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何种治理模式是低成本高效率的问题的时候,比较目前常见的三种治理模式的优势与不足就具有重要的学理性价值.基于这一问题意识,主要从共同体治理的视角着重阐明它所蕴含的政治价值、运行的政治逻辑和共同体治理过程的制度安排,从而对共同体治理加以评价,有其自我管理和自我统治的优势,但也有其不足.不是取代而是补充市场治理和国家治理的不足.     

侵权补充责任之理性审思与解释适用

《侵权责任法》仅列举了侵权补充责任的数类适用情形,缺乏统一的客观适用标准,亦未明确具体的适用规则.责任分担是责任成立的后续命题,不应再以责任构成原理为立论基点,而应以外部被侵权人受偿及内部各侵权人终局责任分担为考量因素.按份、连带责任的终局责任分担困境及不真正连带责任全额赔偿的僵化,使得补充责任不可或缺.由该正当性可推知,侵权补充责任应适用于“具有全部原因力的直接作为侵权＋过失不作为侵权”之一般情形.补充责任人应承担与过错、原因力相当的补充责任,并可向直接责任人全额追偿.     

公证补充赔偿责任若干问题探析

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公证司法解释》)2014年6月6日生效,至此,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公证致使公证书错误造成他人损失的,公证机构未尽合理审查义务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已为上述司法解释所明确。那么,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中"相应的"应如何理解,公证机构是否享有先诉抗辩权,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后是否有权对直接侵权     

国际金融机构的公众问责制

国际社会意识到,为了给予私人应有的法律保护,应该存在一种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公众问责机制。在国际法律框架内,当私人利益受到国际金融机构侵害时,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向机构问责:一是向国际金融机构内部的部门投诉,二是向所在国法院起诉。但实践中,这两种途径都没有为私人提供真正的法律救济。也就是说,目前的问责制尚不足以使国际金融机构为其违法行为负责。这种状况不符合国际法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基本要求,也阻碍了私人受害方享受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在国际金融机构内部设立争端解决机构非常困难,适当扩大国内法院的管辖权,限制对"职能必要"过于宽泛的解释,应是一个可行的路径选择。     

论遗产确权需要继承权公证书的规定不容置疑

遗产确权办理继承权公证可以使遗产产权变更更安全,老百姓的权利更有保障。同时,适当调整继承权公证收费标准,也是公证机构顺利开展该项公证业务的必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