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的7种情况

新华社2月26日受权播发了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按照这一规定．党委（党组）负责本地区本单位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工作的组织实施。述职述廉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情况．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履行岗位职责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情况．遵守廉洁从政规定情况。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改正措施．     

围绕“点线圈”增强拒腐防变能力

新形势下干部要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必须从掌权为官的立足点、拒腐防变的薄弱点和腐败的易发点三处着力,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努力构筑好思想道德和制度建设"两道防线";把握好生活、工作、社交"三个圈子",自觉筑起反腐保廉的坚固屏障.     

林岫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因监制引发的著作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从1998年12月27日至1999年1月10日,林岫创作完成了6幅"龙文化"书法作品.该作品均由不同体例的"龙"字和题跋组成,其中包括1幅行书"龙"字和1幅狂草书"龙"字.林岫对上述作品未予发表.1999年1月底,林岫将该6幅作品以每幅2 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中华女子学院学生余映丽.双方未签订买卖合同,亦未就作品的使用方式达成协议.     

元代"黎兵万户府"始置年代考

元朝在海南岛设置"黎兵万户府",作为全岛最高军事机构.但其始置时间,因<元史>及现存诸旧志皆无明确记载,以致学术界众说纷纭或说元统二年(1334年)置,或说至元三十年(1293年)置,或说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置.现依据大量史实深入考证,认为其始置年代,当在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之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之前.     

创建预防与治理相结合的廉政建设新模式——中共延安市纪委“三问”工作法探析

中共延安市纪委在全国首创的"三问"(问责、问廉、问效)纪检工作法,是纪检监察机关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特定事项和重大项目实施的执法、廉政和效能状况进行监察与追究的制度."三问"工作法的特色主要是:实体性规定与程序性规定并重,惩戒规定多且手段多样化.实现了问责、问廉、问效的有机结合."三问"工作法是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有效措施,蕴含并倡导以人为本的反腐工作新理念,是预防与治理相结合的廉政建设新模式.     

关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若干思考

培养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共青团组织首要的政治任务.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关键是要坚持不懈地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本文从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骨干培养与面上推进、目标管理与考核机制三个方面的结合,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青年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     

如何理解哲学教育——简答尚杰教授

与现代大学的教育系统相关,哲学作为学科有其知识性的一面,承认这一点,是对哲学在历史衍化过程中形成的现实形态的确认。按其实质,学科性与知识性、规范性无法相分,在一定意义上,掌握哲学领域的知识的过程,也是经受哲学思维训练的过程,无论从哲学之为哲学的本然形态看,还是就哲学的学科意义而言,把握它与其他思想的区分的独特之点,难以离开其知识系统及相应的学科“规范”。哲学的起源既与思想的惊异相关,也涉及对现实的忧患,与之相应,哲学的教育不能仅仅从引发惊讶感或启发惊讶能力入手,而应同时引导学生注重现实存在,并从价值层面关切人类命运。进一步看,谈哲学教育,不能仅仅讲批判性,而是需要同时从创造性、建设性方面加以引导。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哲学教育与一般教育之辩,折射了哲学问题与日常问题的关系。哲学所面对的,首先是现实世界中活生生的问题。哲学教育旨在引导人们基于人类文明衍化所凝结的成果（包括各种形态的知识成果）,创造性地解决内在于现实存在和生活世界中的多样问题。     

人的存在方式的哲学审思

哲学的焦虑是人的焦虑。哲学应当是为人而焦虑的哲学,而人应当是为哲学而焦虑的人。真正把"哲学的焦虑"和"人的焦虑"融贯起来的哲学是马克思哲学。追问精神存在的向度就是追问人的存在方式。发展意识的发展是人的存在的深层根据。历史意识的发展是人的存在的根本支撑。正确理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浓厚的创新意识、强烈的科学意识和自觉的历史意识发现时代问题、解答发展难题,才能真正推进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实现人的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     

探析苏轼词宏大的空间气象

苏轼是宋词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词作风格多种多样,苏轼一改唐五代以来绮丽的词风,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开拓了词境.读其词,可以体会到一种开阔且宏大的空间感,不仅是由于主体意识的加强,哲人之思的深刻体现,使其词作具有壮大开阔的气势,更由于其豪迈的精神气质赋予词作以高扬的力度美,使作品具有向外扩张的张...     

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现代价值

存在主义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马丁·海德格尔,其思想在30年代前后发生了转向,将注意力转向现实的西方现代科技发展之中,从而引发他对"技术问题"的追问和对"人类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这种思辨对当时西方世界以及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都有重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