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

刑事和解和恢复性司法都具有有效弥补被害人损失、有利于犯罪人复归社会、有利于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等显著优点,契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两者之间虽关系紧密,但内涵和外延有所不同。前者侧重于纠纷解决,后者关注纠纷发生后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恢复;前者主要适用于少年犯罪和一些有关个人权益的轻微成年人犯罪,后者对更严重的案件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前者贯穿于刑事诉讼整个过程,而后者适用于实施犯罪后至刑事司法程序结束的各个阶段。     

被害人与恢复性司法的三点质疑与答辩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模式在国际上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潮流。然而,恢复性司法自从其产生之日起一直都受到非常多的批评。本文拟就"害人强烈的报复性情感会背离恢复性司法制度的立法初衷?"、"恢复性司法使被害人易受伤害?"、"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是对程序正义的违背?"三个问题进行回应,以期对我国的恢复性司法制度建设有所裨益。     

借鉴恢复性司法重构刑事司法正义

刑事司法正义应当是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但是现行刑事司法却在实现实质正义上存在阙如。“恢复性司法”是作为在刑事司法领域推行的一项新理念,既能弥补现行司法在实质正义上的缺陷,同时也能和形式正义相契合。基于现行刑事司法的不足和恢复性司法在实现司法正义上的优越性,我国需借鉴恢复性司法思想,重构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刑事司法公正理念。     

四种恢复性司法模式之比较考察

恢复性司法为少年司法改革提供了一种框架,这一框架寻求将被害人、犯罪人及其家属、其他居民和社区团体作为少年司法服务的对象和有效应对少年犯罪的资源。在传统模式中,每当发生一起犯罪案件时,少年司法制度重点关注三个问题：犯罪人是谁？触犯了什么法律？如何惩罚或处置犯罪者？     

刑事和解制度的本土化思考

本文在对我国刑事和解的评价与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刑事和解制度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更好地维护被害人利益、更有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的特点,并对刑事和解实践和刑事和解制度本土化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从而提出了设置基层调解员,确认检察机关调解权,确立加害人赔偿与国家补偿相结合制度的建议.     

恢复性司法及其借鉴意义

恢复性司法与传统刑事司法模式存在着许多区别,其最主要特征在于恢复性,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后果的非正式犯罪处理方法,这种处理方法提供了一条以和平的方式、在当事人充分参与的基础上解决刑事冲突的新途径。恢复性司法已在西方诸多国家得到充分的发展,对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同样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犯罪防治与和谐社会构建——中日犯罪学研讨会综述

以犯罪防治与和谐社会构建为主题,中日犯罪学研讨会着重对三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谐社会与恢复性司法、和谐社会与刑事政策、和谐社会与跨境犯罪.其中关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被害人权利保护、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等问题是与会者关注的焦点.     

刑事和解的困境与出路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全新的刑事司法制度和司法理念,近年来引起了中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极大关注。作为一种旨在恢复原有秩序的刑事纠纷解决方式,无论就其含义、正当性、适用范围还是对其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等方面均未在法律界形成统一认识,由此带来刑法理论界的自说自话及实务界的无所适从。本期特别策划围绕刑事和解中的诸多困惑进行尝试性厘清,旨在能为理论及实务界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和建议。     

恢复性刑事责任的盛衰演变史及其启示

恢复性刑事责任要求将犯罪损害的修复作为犯罪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基本内容。恢复性刑事责任伴随刑法从复仇一赎罪（调解）一威胁的演化,经历了一个从萌发一鼎盛一衰亡的历程。权力的集中与异化、拟人化的国家、社会实体观及社会秩序控制的幻想是其由盛而衰的背景性、观念性因素。恢复性刑事责任作为一种与报复性、压制性刑事责任相对立的刑事责任理念,在追求自由民主与多元和谐的当代社会势必获得新生而成为刑事司法的当然选择。     

恢复性司法制度化建构

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非常有限,只能适用于青少年犯罪、轻微刑事案件和主观恶性小的案件,不能适用重刑案,自愿、平等、公权力保障是恢复性程序必须注意的问题。本文指出侦查阶段不能适用恢复性司法,审查起诉阶段才可适用,在我国传统的调解文化之下,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主持者可以保障恢复性司法的中立性和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