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事工作法”打通“最后一公里”

正册亨县"五事工作法"立足农村实际,零距离、快捷化、简便式为群众服务,真正实现"观念有提升、作风有转变、问题得解决、群众得实惠",使党群干群关系更密切。如何让老百姓的合理诉求及时得以解决?如何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如何解决好联系和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2012年5月起,黔西南州册亨县创新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推行"群众公开提事、联席会议议事、民主表决定     

基于章程视角下的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随着大学依法治校进程的不断推进,建设和完善大学章程逐渐提上了各高校的日程。作为大学的"最高法",大学章程是规范大学办学行为的根本制度,同时也是现代大学制度下推动大学综合协调发展的内在需要。大学章程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有着重要的联系,二者相互融合渗透,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一致性。现阶段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大学章程的作用,通过章程明确大学内部各权力主体的职责权限,协调大学内部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之间的关系,转移权力重心,强化校、院、系三者间的权力均衡,从根本上创新大学的治理方式,保证大学管理效率的不断提高。     

协商民主与社区自治——基于武汉市W社区论坛活动的分析

在社区这一公共协商空间中,居民可以集中公共性意见,对政府部门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形成一定的压力,强化社区居民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间的交流、对话与沟通,从而推动社区公共问题的化解、社区居民意见与需求的表达以及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置。社区中的公共协商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一般都要经过多次反复的对话、交流甚至争论,直到达成共识,这种公共协商不仅会对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构成外部压力,也推动了政府治理模式和理念的变革和调整。     

论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表述变为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治道之变.鉴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基,其中法治思维是社会治理基本思维模式,法治方式是现代社会的最优治理方式.所以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是社会治理范式的历史性飞跃,它是民主＋法治的完美组合升级版,是社会治理的简单化智慧,可挈领提纲的制度性化解问题;其终极目的是善治的达致.需明了的是,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立基于“法律主治”的治理模式,承载着民众对生活世界幸福的美好向往,但它绝不是公民幸福的全部.     

传统边疆治理理论相关问题的思考——基于明朝治理北部边疆及其与蒙古关系的反思

中国历史上的历朝政府,为了控制和管理边疆地区,设立机构,配置力量,协调民族关系,积极拓展国家统治力量对边远地带的渗入,治边理论和经验日趋成熟和完善,取得了一定成效。与此同时,由于统治阶级的民族观念和阶级属性等所决定的自身缺陷,历代王朝所宣扬的以"因俗而治"、"以夷制夷"、羁縻政策等为主要内容的治边理论或政策也暴露了诸多问题。明王朝在治理北部边疆和处理与蒙古关系问题中的成败得失就值得深思。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现实性探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国家社会由一体化向二重化发展,社会呈现多样化,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覆盖面窄、手段僵硬、效率低下的特点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急需转变社会管理方式。新时期下的社会组织获得蓬勃发展,它自主、自律、民间、灵活、高效、贴近基层的特点能够弥补市场和政府在公共领域的不足,符合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将社会组织引入社会管理,能够实现政府和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权益。     

舒服不如躺着

11个身体健康的志愿者在医生的帮助下在各自的床上生活了一年,结果下床的时候已经不知道怎么站着了,连坐着都不行,经过两个月的恢复训练才适应了他们一年前的生活。1838年冬天,乔治·桑带着一对儿女和肖邦移居西班牙马洛卡。当地湿润多雨的气候缓和了乔治·桑儿子莫里斯的风湿关节炎,但却不利于肖邦的肺病康复,最后他们住了不到一百...     

浅析资源型社区治理中的问题及对策

由于自然资源的开采会给社区带来巨大的潜在利益,世界上许多资源型社区都形成了严重的资源依赖症,致使社区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大规模人口流动引发社会问题,并且忽视了其它形式的经济发展。汲取世界上著名的资源型社区的治理经验和教训,应该结合企业、政府和社区居民三方面的力量共同解决问题,真正实现资源型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国土资源部 全国工商联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国土资源领域的意见

国土资发[2012]100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工商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资源局、工商联,中国地质调查局及部其他直属单位,各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部机关各司局: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国土资源领域,是新形势下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服务国家     

合作治理—中国社会管理的发展方向

我国社会管理的最佳选择是实行合作治理模式,即充分发挥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各自优势,使它们在自由选择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充分合作。必须牢固树立合作治理的理念,调整社会治理的发展战略,完善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构建社会组织的有效评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