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晚年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贡献

胡乔木是党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思想理论战线的领导人。晚年他在协助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拨乱反正和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就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了精辟独到的见解,既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理论贡献,又丰富了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     

解读“八荣八耻”内涵，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荣辱观古已有之，荣辱心人皆有之。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对荣辱现的理解却不完全一样。恩格斯曾说过，“每个社会集团都有他自己的荣辱观”。在当今社会，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既是对新世纪新时期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最新概括，也是我们党自十六大以来一系列理论创新体系的又一亮点。     

道德建设可以实现对市场经济缺陷的超越

罗国杰认为,“以德治国”的提出,是在深刻认识和把握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所作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新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特别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都十分重视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在治国中的重要意义,邓小平同志还明确提出要“从教育入手,用教育和法律两个手段解决问题”,这里已经蕴含着既要抓法治、又要抓道德教育的思想,但是,明确地把法治和德治作为治国方略的两个重要方面,强调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应有任何片面性的思想,是在我党的文献中,以前所没有的。 正像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只要我们在坚持不     

医患关系是否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范围 利益表达与利益协调

说到立法,马克思在其光辉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曾经精辟地指出:“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21—122页)。这里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经济上的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法律本质上是社会各种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平衡,是各种不同主体间利益关系的表达和记载。法律只有科学、合理、公正地记载和表达了社会…     

赡养官司拷问“父子”亲情

20年前收养儿子，2000年后将儿子告上法庭时才知道收养不符法律规定，但实际上的多年收养关系，能否在自己晚年争取到“儿子”一定形式的扶助?发生在河南省三门峡市的一起抚养关系纠纷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同时，也引起了国内法学家的关注，亲情裂变的“家庭”因此走上了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     

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光辉旗帜--纪念恩格斯逝世一百一十周年

恩格斯这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不仅是理论本身创立的先驱,而且也是对人们进行理论教育的典范。他认为理论教育的正确开展必须要在理念上遵循三个基本方面,即,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坚持理论教育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和造就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从当初只为少数思想家掌握的科学理论,从开始只是人类思想园地中的一个学派,发展成为当今传遍全球、震撼世界的思想理论体系,成为亿万人民行动的奋斗纲领,这其中都凝结着恩格斯这位杰出思想家的不朽功勋。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贯彻恩格斯的理论教育思想必将会给予理论教育最高价值的实现以一条科学化、规范化与合理化的思维进路。     

恩格斯"和平长入新社会"思想析论

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提出了“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的思想。在恩格斯看来,工人阶级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存在着暴力革命与合法斗争两种可选择的手段。前一种手段对于早期工人运动来讲是适用的,甚至是惟一的选择,而这种手段由于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失去其应有的作用。普选权的实行,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只要善于利用,选举权就能够由历来是骗人的手段变成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旧社会就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继承权理论与中国遗产税

马克思恩格斯就继承权的形式、存在和消亡的经济条件、社会主义时期继承权的措施等作了系统的研究,以此为指导,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还要继续允许继承权存在,还要征收遗产税,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继承权理论的实践,也是中国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现实需要。     

论毛泽东晚年探索发生逆转的思想渊源

毛泽东晚年探索发生逆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思想因素看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没有认清我们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主义观的某些理论简单化、教条化甚至曲解误解;二是中国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的大同思想和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三是毛泽东早年所设计的社会蓝图对其晚年的影响。     

重温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根本改变”

列宁晚年在领导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既不囿于前人的“本本”和“原理”，也不固守自己既往的“结论”，而是一再强调“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他根据新的实践，不断修正先前的看法，从而使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之大，用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集大成之作《论合作社》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①列宁为什么说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究竟有哪些“看法”和“改变”？列宁为什么必须作这样的改变？其理论和现实意义是什么？我们对此应如何理解和解读？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