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生源持续减少背景下的高职对策分析

文章分析了高考生源持续减少形势下的高职生源困境,从社会、政府和学校三个层次,对应对我国高职院校生源问题的策略进行了探讨,提出建议措施。     

风险预防原则在海洋生物入侵中的适用研究

海洋是地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但近年来海洋生物多样性因愈演愈烈的海洋生物入侵现象而遭到了巨大破坏,世界各地稀有的海洋物种面临着可能灭绝的巨大威胁。风险预防原则是国际环境法中一项重要原则,但是从定义到适用上一直都存在着争议。分析风险预防原则在海洋生物入侵问题适用上的针对性,对包括我国在内的海洋生物入侵严重的国家应有所裨益。     

农地抵押风险及预防机制分析——基于“三位一体”综合农协视角

农地流转是三农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目前国内农地流传中的抵押现象引人注目,此问题关键在于农地抵押的风险及预防机制。运营体系自成一体的综合农协内在组织能力具有化解农地抵押风险的功能。风险—中介—化解程式表明综合农协主要部门在相关风险对接上能较好进行匹配。本文以三位一体农协为出发点,总结出促进农地抵押实现的以供销社、合作社以及信用社为桥梁的预防机制。     

论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成因与防控

我国企业面临的刑事法律风险逐年增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价值和功能,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平稳健康有序发展。企业面对刑事责任风险的加重趋势,应在明确其产生原因及表现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建立和加强内外部风险防控体系,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论我国产品责任发展风险抗辩之排除

《侵权责任法》第46条确立了产品的后续观察义务。后续观察义务的确立,其目的在于督促生产者对已经出售的产品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尽到注意义务,防止将缺陷产品投入市场造成大规模的损害,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2款关于产品责任发展风险抗辩的基础。因此,在产品责任诉讼中,以发展风险进行抗辩必须以产品的后续观察义务的严格履行为前提,对因发展风险所致的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如果没有积极履行产品的后续观察义务,将丧失掉发展风险抗辩的基础。     

生命科技风险的宪法回应

生命科技风险导致人的主体性受到威胁、法律归责实效性弱化和公共安全不确定性增强,对价值秩序、规范秩序和社会秩序产生影响。然而,由于抽象的宪法价值缺乏限定,传统的文义解释方法难以推动部门法适用,国家权力对社会秩序的干预缺乏必要限度,既有回应方案明显无法有效规制生命科技风险。部门宪法的方法和视角有助于克服既有局限,其在科技领域内的功能指向能够厘定宪法价值,实践面向的解释方法能够强化法律实效性,调整对象的公共性限定有利于矫正社会秩序。据此,需要依托作为部门宪法的科技宪法,通过以实存秩序为根据的制度性保障、以动态性发展为视角的风险管理、以基本权利为取向的法律解释回应生命科技风险。     

整体法秩序视野下被害人自陷风险的理论重塑

被害人自陷风险并不是一个仅涉及刑事可罚性的单纯部门法问题。以“仿共犯”模式为代表的单一刑法思维,一方面将“行为人—行为人”责任划分模式错误地套用于“行为人—被害人”责任分配问题,另一方面拘泥于被害人自陷风险在界分罪与非罪方面的功能,却忽视了其在初级规范层面的意义。被害人自陷风险问题的分析框架,由法律性质和法律责任两个层面构成。在法律性质层面,首先,从权利分配格局的视角出发,某些自陷风险的情形足以直接否定注意义务违反性;其次,在确定行为人违反了注意义务的情况下,需进一步考察能否根据被害人承诺例外地阻却过失行为的违法性。在法律责任层面,既可能因为“被害人过错”而降低甚至排除行为人行为的刑事可罚性,也可能借由“过失相抵”而减轻行为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我国逮捕与羁押制度改革若干问题探讨

在犯罪类型结构发生变化、技术管控能力显著增强的背景下,我国近年来启动了新一轮逮捕与羁押制度改革。实证研究表明,2020年以来,我国逮捕率与审前羁押率均持续降低,但是依然存在逮捕率下降不均衡、逮捕条件适用不规范、羁押必要性审查效果不彰等问题。域外关于审前羁押的合宪性辩论、基本原则与改革方案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深化逮捕与羁押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审查逮捕准确化,防范逮捕率过快降低造成“两重风险”;风险评估数字化,将风险程度与监管措施准确匹配;羁押决定民主化,建立完整的审前阶段权利保护体系。在制度与技术方面,应以构建本土化的风险量化评估机制为中心,推动考核制度、替代措施、电子监控、羁押听证等相关改革。     

国家治理体系中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规范构造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是对环境公共利益损害风险的司法预防,其实施依据目前仅源于司法解释和政策导向。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完善公益诉讼制度,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环境治理效能的要求出发,需要在预防性环境司法样本中提炼问题和总结经验,对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进行规范构造。一是将其诉讼类型从民事公益诉讼拓展至行政公益诉讼;二是将其受案范围从危害控制型拓展至风险控制型;三是将其责任形式从程序救济拓展至实体防御。在积极拓展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同时,也应当稳妥界分其演进路径,即细化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适用情形,优化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结构分工,以最小的司法成本实现最佳的环境风险治理目标。     

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适用中的审思与突破

科技理性的纯粹化催生了生态风险的社会化,内生于此的风险预防原则因具有突破传统意义上“生态环境无损害则无救济”思维范式的价值功用而在环境司法中获得充分的适用空间,其内在价值主要体现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视域下对救济性环境司法的“补充功能”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视角下对行政权在环境风险规制中主导地位的“督促功能”。目前,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裁判中适用虽已初具共识,但仍面临作为适用依据的体系性法律规则缺失、作为核心要素的“重大风险”的认定存在困境以及作为适用场域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呈现“单轨制”运行特征等三重困境。为进一步发挥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中的作用,需要以环境保护法规定的预防原则为接口,塑造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法典中的文本表达方式;以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中适用的核心要素——“重大风险”为概念起点,完善“重大风险”认定的司法裁判规则;以确保司法权的谦抑性为前提,拓展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中的适用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