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改革成功秘钥探讨

四十年风雨历程与辉煌成就,无可辩驳的实证了中国式改革的艰辛与功成。细数中国式改革于时机、心理、旨归、方式、步骤、保障等六方面的特点优长,探寻中国式改革的成功秘钥,对于深研改革理论,慎思改革过程,创新改革方法,持续推动改革开放乃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进程,均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借镜。     

“运动式治理”缘何长期存在?——一个本源性分析

尽管运动式治理因其内在缺陷受到诟病,但从本源性分析框架出发解析其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源生动力,有利于更加客观地看待运动式治理。相对有效性是运动式治理长期存在的绩效合法性。这种有效性不仅表现为问题导向的有效性,还表现为结构导向的有效性。可替代性治理工具供给不足是运动式治理长期的现实合理性。只要供给不足的现状依然存在,运动式治理就将有存在空间。与本土治理生态天然契合是运动式治理长期存在的源生动力。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应在承认运动式治理客观存在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其应用范围、限度和方法等问题,并思考如何规避其潜在风险或负面影响。     

论共同富裕的本质

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平均主义、精神贫困等不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基本特征,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必须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基础,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必须完善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在公平正义中推动共同富裕;必须实现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相协调,在人的全面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     

我国侦查模式改革的路径选择——以“一长四必”新机制之实施为视角

在司法改革的大环境之下,我国侦查模式也经历着从"口供本位"向"物证本位"转型的关键时刻。2014年公安部为进一步推动侦查模式之转型,出台了"一长四必"现场勘验新机制,并迅速在全国侦查机关中予以实施。从该机制之内容与推行方式可见我国侦查模式改革依然延续着以往运动式改革之路径。以广州市两基层公安机关在2012年至2015年现场勘验情况为样本,考察现场勘验新机制的实施效果并进而分析现有改革路径的正确性。调查结果显示:"一长四必"现场勘验新机制虽然短期效果显著却不利于"物证本位"侦查模式的构建和发展,有必要在保留其优势的同时做出调整,改变对短期效应的过分追求,重视侦查队伍的专业化建设,赋予侦查人员凭借专业知识做出判断的权力,同时完善侦查取证的配套法律法规,为侦查活动提供规范与指引。     

走进独特的卡米人群落

去年12月中旬，我在西双版纳磨憨口岸拍摄期间，偶然听到有一个叫做“卡米人”的族群即将举办他们最盛大的节日--红花节。当地朋友介绍道，卡米人20世纪30年代从老挝迁入，在我国被识别为布朗族的一个支系。准确地说，在中国境内，卡米人仅分布于勐腊县和磨憨开发区的两个寨子。对卡米人而言，红花节的隆重程度相当于汉族春节，2014年的卡米红花节更为热闹，据说会有上百个老挝卡米人跨越国境，到我国境内的卡米寨子举行“跨国联欢”。     

如何看待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卡夫卡“法制文学”的历史主义提示

通过法律本身的"秘密"及其行业性质,包括各类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的细致描绘,卡夫卡"法制文学"提示了另类"法律历史主义"的概念,即社会基本有序时,完善法律运作最好通过职业内部化的协调,而非社会外部化的干预,其中"经济学"的价格调整为重要概念,应尽量避免"政治学"的怀疑质问。此意味着重视"缓慢"、"时间"。通过文学的基本分析和法学的深入探讨,借助卡夫卡"法制文学"的叙事平台,应重新理解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因为其对法律活动的有效展开,包括法治建设的健康推进,或许存有助益,亦为理解上述历史主义的关键。     

“中国式民主”照亮中国未来

全国"两会"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大门,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窗口。代表委员认真履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两会"展现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独特魅力。     

“中国式过马路”的法理分析——以法律价值冲突及利益冲突为视角

2012年兴起的网络词汇"中国式过马路"是对国内行人集体闯红灯现象的一种概括,当全民围绕国人素质问题展开一场口诛笔伐的论战时,也需要从法律制度的层面进行一番检讨。"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的背后,存在多重法律价值与利益的冲突。本文将对"中国式过马路"中存在的法律价值及利益冲突进行分析和梳理,在此基础上探求解决冲突的方法。     

叙事式政策框架: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效应

叙事式政策框架主要是由马克·麦克贝斯、迈克尔·琼斯和伊丽莎白·沙纳汉三位学者创立,他们为回应萨巴蒂尔对后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批评,将后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视角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试图提出一个主要讨论叙事在政策过程中作用的理论框架,进一步推动后现代政策分析学者与政策过程理论者对话,推进政策过程理论的发展。其理论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叙事视角,另一类是政策过程理论中的倡导联盟框架。其哲学基础是解释主义,在本体论方面坚持主观本体论,同时在认识论上坚持客观主义。政策叙事是其核心概念,对政策叙事的测量包含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微观、中观与宏观构成了分析的三个层次。在微观层面,叙事式政策框架研究叙事对个人信念和行为的影响;在中观层面,叙事式政策框架研究叙事对联盟的形成及其策略的影响,以及它对政策信念、公众意见的影响;在宏观层面,叙事式政策框架研究文化和制度式政策叙事对公共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