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侦查模式谈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

侦查模式的选择 ,直接关系到不同国家侦查程序中各种具体规定的精神实质和刑事诉讼价值取向 ,其可以清晰地勾画出各国刑事诉讼法中侦查权与人权之间关系的确定。就英美法系而言 ,其是当事人主义诉讼观支持下的弹劾式侦查模式 ,就大陆法系而言 ,其是职权主义诉讼观所支持的审问式侦查模式 ,我国侦查程序类似于纠问式侦查模式 ,也即选择了两方组合的结果模式。我国侦查模式中存在的缺陷是与“重结果 ,轻程序”的程序价值观密切相连的。构建科学侦查模式 ,完善我国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的几个方面。     

再论附赠式有奖销售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目前,由附赠式有奖销售引发的法律纠纷已占相当比重,但我国相关的立法仍不完善。文章从借鉴其它国家关于有奖销售的立法出发,提出我国的立法构想,并对附赠式有奖销售的法律性质进行详细的论述,得出附赠式有奖销售在商家与顾客间产生了两种合同关系,即买卖合同关系与赠与合同关系。     

普遍与特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特征与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有着深刻的辩证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百年实践中创造的伟大成果,是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运用和实践,内涵丰富、意义重大。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有着世界现代化的普遍特征,更立足中国具体实际,是现代化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有机统一。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既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又以引领人类社会走向新未来为崇高目标,为世界各国迈向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是民族价值与世界意蕴的高度结合。最后,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道路、苏联模式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对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化图景,代表着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形态的共同创新进步。     

数字政府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整体性策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深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是适应信息化发展时代趋势、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必然要求。数字化时代,数字政府治理成为适应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新形态。数字政府作为现有信息化架构下形成的一种新型政府运行模式,其治理效果成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关键标准,也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引擎。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基础,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数字政府治理效能的提升,探索数字政府整体性治理的理论逻辑,构建数字政府整体性治理实践范式,结合数字政府治理的需求,为数字政府治理提供合理有效的方案,为政府治理创新拓展治理应用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业强国建设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体系的有机构成,也是当下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中国式现代化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之间存在着战略与目标、过程与结果、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有效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通过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障碍,建立健全农业相关制度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推进农业强国建设,既要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辩证统一关系,又要科学把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     

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历程、任务要求与未来展望

社会建设关乎民生福祉增进与国家长治久安,是我们党“人民至上”立场的集中体现。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建设推进呈现出“人民至上”立场更鲜明、“目标要求”内容更丰富、“大抓基层”导向更突出、“国家安全”战略更凸显的纵向历时演进规律。通过以党建引领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逐步完善,以制度优化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全周期高质量发展,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水平提升,以数字技术嵌入助力数字社会建设加速推进,我国社会建设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与发展。党的二十大基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价值追求,提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基层建设、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等新目标新要求。新时代新征程,应厚植“人民性”理念、强化制度体系建设、深化数字技术赋能、加强要素支撑保障,多措并举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在民生和安全领域的跃升。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回应、文明破解与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深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核心政治议题,涵盖党和国家事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党的二十大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内涵,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给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回应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复兴的理论关切,给不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系统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与文明追求,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新就业群体视角的新社会阶层研究

“新社会阶层”与“新就业群体”有一定的交叉和重合,加强新就业群体视角的新社会阶层研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社会变迁给我们提出的新课题。“新就业群体”就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较高,“流量”渗透到生产、评价、业绩以及经济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群体内部分化很大,发展变化快速而迅猛,且以“新工人”为主体。当前,应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四个方面全面加强“新就业群体”的研究。     

数字平台领域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规制

当前,扼杀式并购逐渐扩展到平台经济领域,许多数字平台领域的大型企业大量投资并购初创新生的平台.由于和传统的并购相比,数字平台领域的扼杀式并购具有新的特征,并且可能造成一些新的损害,如何识别、分析可能具有反竞争效应的扼杀式并购存在诸多现实困境,故有必要在现行反垄断法的制度框架下提出符合我国实践的规制路径.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建构方案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建构中国的现代法治,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方案就是现代法治建构的中国方案。通过全面梳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历史与当下、理论与实践、实然与应然,可以概括出现代法治建构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法治领导体制、人民至上的法治德性准则、面向国家治理的法治功能定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法治历史意识等几个方面,占据了相对突出的地位,可以集中展示现代法治建构的中国方案。描绘现代法治建构的中国方案,既有助于总结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也可以展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