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与重构: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返乡治村的治理逻辑

乡村振兴实施的关键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当前,农村面临空心化、空巢化、老龄化的结构性发展困境,乡村治理缺少主体性精英。因此,乡村振兴需要具有主体性的精英回归。返乡精英是新乡贤再造的新群体,他们具有较高道德品行、超群能力资源并熟悉乡土规则。新乡贤嵌入乡村社会,其嵌入行动分别是情感嵌入、身份嵌入和治理嵌入,具体表现为:新乡贤对故乡的情感记忆和熟人社会的乡土情怀,基层政府对返乡精英新乡贤的合法性身份建构,新乡贤处于乡村治理的“在场”位置。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场域,主要通过融入治理主体、进入乡贤组织和道德权威评价等路径,能够有效重构乡村治理。新乡贤返乡治村,不仅能够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策略多样化,而且可以培育村民现代价值观念,促使村民增加公共理性和行为规范合理。     

“90后”大学生劳动观教育目标确立的三个维度

大学生劳动观教育目标的确立是大学生劳动观教育取得成功的关键,面对"90后"大学生群体,高校大学生劳动观教育目标的确立应以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为依据,明确"劳动创造了人与社会"这一基本常识是"90后"大学生劳动观教育的认知目标维度,培育劳动情感、磨练劳动意志是"90后"大学生劳动观教育的情感目标维度,而投身劳动实践、提升劳动技能则是"90后"大学生劳动观教育的行为目标维度。     

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基于CGSS2010的实证分析

随着"宗教热"社会现象的出现,围绕宗教问题开展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鲜有根据全国性的统计数据开展的实证研究。本研究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考察了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这一对宗教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问题。研究结果有以下发现: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是影响个人宗教信仰的重要因素,整体来看,母亲对子女的信仰选择影响比较大;父母的宗教信仰对子代宗教信仰的影响是有性别差异的;年龄、户口、民族、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特征也是影响个人宗教信仰的重要因素。     

萨拉查：“最伟大”和“最糟糕”的葡萄牙人

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1889年4月28日—1970年7月27日),曾任葡萄牙总理(1932—1968),主政葡萄牙达36年之久。作为葡萄牙的独裁领导者,他一生备受争议。2007年3月25日,在葡萄牙广播电视公司一台(RTP1)举行的"最伟大的葡萄牙人"评选活动中,萨拉查被观众票选为第一名。有趣的是,在此之前刚刚结束的另一个名为"最糟糕的葡萄牙人"的投票中,他也高居榜首。这两份完全相反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葡萄牙人对于萨拉查的复杂情感。     

试论情感类谈话节目主持人的“话语暴力”

伴随着广播媒体的振兴，情感类谈话节目应运而生，主持人作为节目的核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些节目主持人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在节目中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话语暴力”问题，对媒体和个人形象都造成了不良影响。如果任由这种现象发展下去、蔓延开来，将会使媒体的公信力受到损害，恶化听众与媒体的关系，背离媒体服务大众的宗旨。因此，研究主持人“话语暴力”的论题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本文运用大量第一手材料做例证，对广播情感类谈话节目主持人存在的“话语暴力”的表现形式、危害及负面影响、如何杜绝“话语暴力”等进行了较深入地论述。     

陇右民歌中的民间教育

陇右民歌是陇右各族人民创造的体现与智慧的结晶,是民间进行知识传递、情感培养、道德教育的重要方式。其在传唱过程中,不仅向广大劳动人民传递了节气物候、农业生产、历史、社会交往等各类知识,还在培养人们爱情、亲情、乡情等良好情感,进行贤孝、勤俭、修身等伦理道德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陇右民间进行社会教育的教本。     

整体性环境责任与社会源危险废物的法律治理

社会源危险废物的法律治理必须结合整体性的环境责任,使法律责任与伦理道德责任具有价值层面的一致性.整体性环境责任蕴含了道德基础规范,证成了社会源危险废物法律治理的正当性.治理制度的构建应注重程序的正当性、追求道德共识,使大多数人在情感上接受法律治理规范;治理制度的运行应使常态执法饱含尊重与关怀,逐渐消减违法者的负面情感,最终使得强制性法律责任能够促成人们自愿守法.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空间建构研究

审美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维度。思想政治教育以教育和引导人的方式来"美化"人的生存状态、"美化"人的思想观念、"美化"人的行为规范。高校可以通过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空间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使审美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空间通过审美体验来感知、感觉、感受所要接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审美空间的建构路径在于:树立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审美理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审美研究;培育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审美主体;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审美结构。     

医闹的道义和权力“游戏”

本文从道义和权力转换的角度来分析医闹的成因、过程、实践和结果。"闹"作为一种寻求问题解决的途径在中国社会频频上演。闹的实践遵循着一系列共享的社会文化规则。本文分析医闹中的潜规则,尤其是规则中道义和情感的因素。在医患关系中,医生在医疗实践和资源分配中占主导地位,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权威控制病人并从病人那里获取利益。然而医疗的商业化和医生的逐利行为破坏了医疗领域的道义经济,给了人们反抗的理由。闹成为病人反抗和维护权益的方式。相对弱势的病家利用自己受害者的位置和公众的支持积累道义资本,通过闹的方式暂时扭转与强势医生的权力关系。但是闹也被职业医闹绑架成为敲诈医院的工具,有时导致医疗暴力,让医生被打甚至被杀害,闹作为病家维权行为的正义性也受到质疑。这时医生变成了在危险面前无法保护自己的弱者。作为新的受害者,他们开始获得同情并积累起道义资本,最终让他们可以行动。他们上街抗议,在媒体上发表意见,推动政府打击医闹,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扭转医患间的权力关系。但是医患间的权力关系离不开公共权力的影响,政府对闹的容忍或打击直接影响到医患博弈的结果。本文对当前医疗纠纷分析中过度注重经济利益的视角作出补充,通过分析医患间情感和道义的博弈,指出医患双方行动中的结构性困境,希望对未来纠纷的解决有所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