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情理:法治进程的情法矛盾与伦理选择

权大于法的腐败行为,归根结底源自于情大于法的伦理信念。"情法矛盾"构成了中国法治进程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矛盾。作为改革目标的专职主义法治理念,要求的是"法大于情",必须以法律取代情理作为权力行使的最高准则,才能确保权力行使的法律垄断。但是,取缔了情理的外在约束,反而可能释放出更为专制的暴力和更为顽固的腐败。由于法律与情理的矛盾冲突始终没能得到大多数改革者和学术界的认真对待,我们越来越看不懂中国人自己一直坚守的那些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关于中国法治的研究和改革,应当"认真对待情理"。     

官员与平民百姓

报载：某市一位负责政法工作的领导同志，亲戚因为打官司的事，从外地来找他说情，多次求见均遭拒绝，这位亲戚骂他“六亲不认”。办案的同志说，只有这种“六亲不认”的干部，处理案子才不会徇私枉法。亲戚、朋友、同事和老乡之间，有些情理之中的事情相互帮助、照应是应该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人际间的亲情和友情。这位市领导不是不讲亲情、友情，而是深深懂得讲亲情、友情，更要讲原则。明     

我军战时思想政治工作的突出代表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是我军永葆人民军队本色的巨大政治优势。人民军队在成长壮大的历史中 ,涌现出一大批既骁勇善战、决胜千里 ,又治军有方、智勇兼备的杰出将领。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 ,情理交融、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似春风化雨般浸润着军心。下面介绍的是他们中间的几位突出代表。甘泗淇 :“诉苦”、“三查”,凝聚军心甘泗淇 ,原名姜凤威 ,又名姜炳坤 ,190 3年 11月 2 1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 ,上将军衔 ,女将军李贞的丈夫。他是一位以“政治敏锐 ,善于治军”著称的我军卓有建树的政治工作领导人。甘泗淇最具特色也最有影…     

寻求法理与情理的平衡

忙是职业，更是习惯。作为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的法官，梁秀峰每年要办理几十起案子，更要接待上百名来访群众。法官是按照法律给出答案的人。对于每一起案件，梁秀峰都会努力给出圆满的答案，努力做一名出色的答卷人。     

党课教学语言应追求“真、情、趣”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珂说：“同样的教学方法，因为语言的不同，就可能相差20倍。”在现实中，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一堂党倮、一个专题，有的因语言生动、情理交融，使人深受感染和启迪；有的则困语言贫乏、平铺直叙，使人深感枯燥和乏味。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队伍素质的提高，党员干部对党课教育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美国法庭上的情理交融

今年,我在美国的 Arapaqhoe 法院旁听了一起刑事案件 (peopoe v Mabry,案卷号为04CR602),被告人 在送女儿的 15岁同学回家的路上,在左手驾车的同时,将右手伸进了坐在 副驾驶座位上的被害人的内裤。关于此案的陪审团审理情况, 我在《美国法庭上的陪审团》一文中进行过描述(见本刊第10 期),此案审理了4天。“法不外乎情理”,这是指立法内容而 言的,不过,我认为在美国的刑事诉讼中,程序上的细节更能 体现这一点。     

思想政治教育情理交融的学理阐释、现实困境及实践要求

情理交融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原则,也是其目标要求。从哲学层面来看,“情”与“理”是辩证统一的;从内涵来看,情理交融是思想的本质规定;从过程样态来看,情理交融表现为由情入理和以理育情。“情”“理”在现实中纠结不断、冲突不断,催生了“机械灌输”和“价值偏离”。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把握好两者的关系,以理为本,尊重理性的权威性;以情为准,观照人的完整性,有效地把握和运用情理交融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期待可能性的人性意涵和实践反思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刑法理论界虽然还有争议，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已生根发芽，成为一种重要的诉讼话语。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期待可能性事由的情形，阐释期待可能性之人性基础在传统文化下的异别性。将人性法则与情感理性的“合理的内容”,经过理性的审视和批判之后，上升为法不强人所难这一“合理的形式”。期待可能性作为一个责任认定的构成性要素，提供了一个容纳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和规范的形式法理，是法不强人所难这一“合理的形式”的刑法阐释。当前司法实践中对期待可能性的认同，正是因为此概念激发了中国人对法律文化传统中的亲伦人性的群体记忆，而借用这一形式法理将传统与现代勾联起来，从而揭示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一个”(a)期待可能性，而不是“那个”(the)期待可能性，以化解司法实践中合法律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冲突。     

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中“法”的重述

在《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规定中，合法性审查中的“法”是指作为依据的法律、法规和参照的规章以及引用的规范性文件。基于法规范的滞后性、局限性，司法实践已经将合法性审查中的“法”扩展到了宪法、习惯、判例和法原则。基于解决行政争议的需要，应将“政策”“情理”纳入合法性审查中“法”的范围。基于合法性审查中的“法”的外在视角，应将政策作为合法性审查中“法”的补充；基于合法性审查中的“法”的内在视角，应将情理作为合法性审查中“法”的补强。基于此，可以构建“法定范围”—“扩展范围”—“补充/补强范围”三层次合法性审查中“法”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