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刑法规范应当考量的非形式性价值因素

刑事司法是以刑法规范为依据对具体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所做的一种价值判断活动。在罪刑法定原则下,从形式上解读刑法规范固然意义重大,但刑事司法一味地表现出绝对形式主义必将自身引向一条"不归路"。基于现代法治理念,适用刑法规范除从形式上认定其符合性外,还应当将刑法规范所蕴含的立法目的、社会普遍认同情理以及刑法的谦抑性等非形式性因素置于刑法体系当中进行考量。     

周恩来为何一直没有回故乡淮安

1941年春，周恩来在重庆曾作过一次情理交融、十分感人的露天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到“母亲冷落的坟地还在日占区，自己多么希望能回家乡去清扫坟上的落叶啊”!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国民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周恩来也率领中共代表团从重庆迁到南京的梅园新村。     

在情理性传统中实现理性化使命——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化转型

西方文化以"理性"精神为主导,其率先步入现代化也与这种理性精神的普遍贯彻密不可分。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则以"情理"精神尤其是儒家的"血亲情理"为主导。由于两者之间的深度差异和张力冲突,中国社会如何在情理性的文化传统中完成理性化的历史使命,如何在肯定西方理性精神的现代意义的同时发挥中国情理精神的前现代-后现代意义,我们有必要通过"后儒家"的构想,探讨一条把中国传统的情理价值观加以现代化,以达成两种精神内在统一的可行途径。     

以情感人与以理服人的交融——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的特色探析

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既注重以情感人，又注重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体现于他充分地尊重人、真诚地对待人与热情地关心人之中；以理服人，体现于他坚持真理、循循善诱与辩证施教上。周恩来的领导艺术体现了情中寓理，理中寓情，做到了情理交融。     

法律与情理——探析中国法治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在法律运行中情理式的行为模式与法律经常发生冲突,这是中国从传统人治走向法治所面临的困境。在法律推理中,情理可以弥补现代法律的价值亏空。法律与情理是建立与完善法治社会必须的价值规范。本文从不同视角,对情理与法理的冲突以及解决方式做初步探析。     

思想政治工作要情理并重

思想政治工作过程，实际上由思想教育和思想交流两个部分组成，思想交流是思想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只讲思想教育，忽视思想交流，是当代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因：     

评介:诉讼调解艺术的集中展示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志先:法理与情理相融的佳作《调解精品案例选》是上海高院编写的《法官智库丛书》中的第十七本书。该书汇集了从全市三级法院近年来数万件调解成功案例中精选出来的105个案件,主要为民事、商事案件也包括刑事和解、行政协调和执行和解,由100多位资深法官化了     

怀柔开发区工会调解纠纷讲情理企业职工都欢喜

一个纠缠怀柔雁栖经济开发区某企业和职工之间19个月的经济补偿纠纷，在开发区工会服务站的协调下，终于彻底化解。     

明清诉讼中的情理调处与利益平衡

情理调处是明清诉讼中的常见现象,情理的多样性和调处的灵活性相结合,难免引发司法随意化的揣测。但是,对情理调处的个案研究表明,调处中的情理实质上是利益处断的表面话语,虽然调处的具体结果可能无章可循,但调处的基本原则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即保持诉讼各方利益的大致平衡。     

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中国社会

社会秩序问题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社会生活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社会秩序构成一般社会理论的核心主题。一方面,解决人类社会中的秩序问题需要法律等强制性的制度权威,需要人类理性选择的自发倾向,人类利益性的理性追求、个人的自律性、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性以及公平合作的社会理念为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秩序奠定了理性的基础;另一方面,解决人类社会中的秩序问题需要共享价值、规则、习俗、信仰、符号、程序以及人们的情感、认识和道德等,它们同样构成了人类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