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办公室秘书人员的有效情绪管理

高校秘书人员面对纷繁复杂的工作和高强度的压力时,要具有良好的有效情绪管理。（一）全面正确的自我定位;（二）准确及时的自我觉察;（三）分享快乐甩掉包袱;（四）学会换位思考;（五）良好的与人沟通;（六）适当有度的转移方式;（七）勇于寻求专业的心理辅导。     

情感递偿、情感迁移与情感反哺：主播与粉丝的情感劳动过程研究

在网络直播与粉丝经济时代,涌现出以网络主播为代表的直播带货主播群体。以网络主播及其粉丝为研究对象,研究两者之间的情感劳动过程发现：首先,带货主播及其粉丝卷入“情感递偿”的循环过程中,即资本参与下的“情绪—情感”劳动循环过程。“情绪—情感”劳动是从微观到宏观、从场内到场外的连续过程。其次,粉丝的情感劳动规训过程可以概括为“情感迁移”现象,即情感的界面化、神交化和(男性情感劳动的社会性别)认同化。最后,在“情绪—情感”劳动循环过程,主播出现“情感反哺”行为,这是一种跳脱资本逻辑的行动,即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状态的同时,回归情感体验的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生存人”状态,从而使一部分情感资源跳脱出“资本—情绪劳动—情感劳动—资本”的“情感递偿”循环过程,展现出线上情感劳动的另类形态。     

超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

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比较,不是鼓吹"文明冲突"的论调,而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世界本来是丰富多彩的,不应出现一言堂的局面近些年来,"历史终结论"、"华盛顿共识"等形形色色的思潮相继走上台前,但是无一例外地都遭遇了"药到病不除"甚至"南辕北辙"的尴尬局     

走下“过山车”——关于对“80后”认知问题的一些思考

长期以来,人们对“80后”的认知中,存在着“过山车”般大起大落的现象。这与成人社会的认知障碍有着直接关系。成人社会的认知障碍,主要与“80后”的独生子女身份、改革开放以来种种新生事物的层出不穷、成人社会期待回报的心理等等有着直接的关系。要准确认知和把握“80后”的特征和特质,成人社会必须加强对“80后”和新生事物的学习。     

谈如何提高英语听力

听力是英语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掌握语言技能的关键所在。很多人英语学习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听力的障碍。影响听力的原因一是心理素质,二是语言文化基本功。要提高英语听力,既要找出制约听力发展的原因,也要找出对策,从技巧上下工夫,即：巧分析、巧综合、巧概括、巧记忆、巧记笔记等。     

女性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思考

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特殊群体,公务员素质直接影响着行政效率的高低及政府和国家的形象。在我国,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其中,女性公务员所表现出的家庭角色压力、职业角色压力等心理健康问题尤为凸显。员工的身心健康、职业压力、工作的满意度、社会应激与反应等问题来自于主体心理素质的制约。心理素质决定员工身心健康水平、工作效能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因此,关注女性公务员心理健康对于提高公务员整体心理健康水平,提升政府、政党形象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关系:成就、特点与问题

中欧关系,经贸先行.作为中欧关系核心内容的经贸关系内容丰富,特别是在贸易往来、相互直接投资、金融及经济技术合作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体来看,中欧经贸关系具有强互补性、非对称性、机制性、复杂性等特点.当前中欧经贸关系中也存在着日趋严重的贸易不平衡、力度不断加大的反倾销以及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之争等问题与障碍.     

台湾的大学生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看法

2014年3月18日,台湾的学生以及社会团体因为反对两岸服贸协议,进而占领“立法院”,并发起一连串的示威与抗议活动。本研究运用定群追踪数据,以网络民调方式访问台湾地区大三的学生对两岸服贸协议的看法。初步发现：大学生对于服贸协议的态度,受到其政党倾向、统“独”立场以及“台湾人认同”的影响。不过,本研究运用政治情绪的测量也发现：台湾的大学生对于台湾的愤怒与对中国大陆的愤怒,让他们反对两岸服贸协议,但当他们对中国大陆抱持希望时,仍然支持两岸服贸协议。因此,中国大陆的崛起及繁荣与发展,既让台湾的大学生对于台湾的现况感到愤怒,确也对中国大陆充满憧憬。     

高校青年教师的情绪劳动会导致过劳吗？ ——中介及调节变量的检验

高校青年教师的情绪劳动是否会造成过劳,对个人健康、组织运行和社会发展均具有重要影响。研究探讨情绪劳动对过度劳动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验证情绪劳动是否通过职业紧张的中介作用对过度劳动产生影响,并检验组织支持感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情绪劳动对职业紧张和过度劳动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紧张在情绪劳动与过度劳动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支持感在情绪劳动因素之一的表层扮演与过度劳动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对赌协议”的裁判路径及政策选择——基于PE/VC与公司对赌场景的分析

PE/VC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司法裁判要点从合同效力转入合同可履行性后,需要面对两个层次的追问:一是以什么样的实体标准来判断履行障碍,二是由谁来判断是否存在履行障碍。华工案和“九民纪要”仅处理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且主要以资本维持原则作为实体判断标准。然而,我国现行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过于粗疏,且缺乏“大分配”概念和底线规制的思路,导致“对赌协议”下的回购只能通过减资的途径,徒增成本。域外以清偿能力标准替代资本维持原则,体现了另一种以债权人利益为导向限制公司资产单向流出至股东的规制思路,但其商业逻辑上的合理性却无法掩盖更大的操作成本。就第二层次的判断主体而言,以美国特拉华州为代表,法官的商业判断逐渐让位于公司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却进一步凸显了公司、不同类别股东、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复杂状态。立法层面的价值判断与政策选择将最终决定司法裁判的走向,未来我国公司法的修订需要回应商业实践的诉求,同时PE/VC投资者也需要直面投资失败的风险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