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展与限制

开展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起诉资格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扩大原告范围,增加非利害关系人主体,让多元主体参加环境公益诉讼,是环境保护法律发展趋势。应当增加检察机关和环保团体的环境公益诉讼资格,扩展诉讼主体范围,审慎借鉴美国式的公益诉讼方式,限制主体的任意扩张,在构建我国的环境公益主体制度方面采取务实的做法。     

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与肃反扩大化问题辩正

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是指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建立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最早建立的具有公安保卫职能的政权机关。同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曾经出现过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对于这一历史时期国家政治保卫局与肃反扩大化的关系问题上,学界始终有着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当时存在的肃反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是导致肃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但也有学者认为纠正肃反扩大化的倾向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建立的直接原因之一。本文从历史文件的分析入手,试图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成因、制度设计及其在当时政权体制中的地位等方面,探究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国家政治保卫局与当时肃反扩大化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管控南海争端 推动南海合作

<正>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初的南海争端,经历了岛礁主权争夺、油气资源掠夺和岛礁主权固化三个阶段。以2013年菲律宾单方面将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法庭和2014年中越船只在西沙海域冲撞为标志,南海争端正朝着复杂化、扩大化趋势发展。如何有效管控南海争端,     

邓小平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到各级领导干部都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再往前推,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逐渐支配了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17%,有75%的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受到各种形式伤害和株连的人数高达1亿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为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左”倾错误原因论析

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因成功地反对了王明“左”倾路线而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在社会主义时期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究其“左”的原因，主要是由理想主义、经验主义而导致主观主义，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没有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特点，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以及当时国际国内的一些原因，使“左”的错误持续了二十年的时间。     

从整风运动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决策研究

从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到5月15日毛泽东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再到6月8日的中共中央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短短一个月多的时间,中央完成了由"整风运动"到"反右派"直至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一系列决策的根本性转变。实践证明,这场运动存在严重扩大化倾向,那么从决策学的角度看到底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决策的制定呢?     

法国社会福利政策评析

自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法国深陷债务其中,政府连续39年出现财政赤字,总额高达1.84万亿欧元。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法国国内银行危机呈扩大化趋势,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GDP增长缓慢。经济放缓的背后,也有相关制度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法国长期实行的高福利政策,在金融危机中加剧了法国经济发展风险。一、法国社会福利政策的特点作为欧洲传统的高福利国家,经过200多年的发展,法国已经逐步形     

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可仲裁性问题探析

知识经济的挑战要求对知识产权提供完善的保护,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予以有效地责任追究和制裁。仲裁机制能适用于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解决,且有其独到的优势。但是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是否有可仲裁性在法学界有争议。从可仲裁性的扩大化趋势分析,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是不可否认的。在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必将通过仲裁解决,以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产权的充分保护。     

农村社教运动的体制困境——研究农村社教运动的一个角度

1949年至1976年间,我国城乡以不同形式进行了各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农村社教的目标逐渐定型:一是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二是干部多吃多占之类特权、强迫命令的"作风",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向"等。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却推动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和体制弊端不断发展。因为从根本上说,社教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体制的产物。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它又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密切相关。这种体制在特定历史阶段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弊端也日渐明显,特别是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相结合之后。解决那些由体制所产生的众多问题的根本方法不是社教之类运动和阶级斗争,而只能是深刻的体制改革。     

关于诱惑侦查法律问题之思考

在司法实践中,针对犯罪日趋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及多变的特点,公安、检察机关也开始效仿西方国家,采取“设置全套”、“卧底”等诱惑侦查手段,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案件的突破,这种趋势呈扩大化,使立法、司法者不得不予以理性思考,那么,诱惑侦查是怎样的侦查手段呢?本文试图从诱惑侦查的性质、诱惑侦查适用范围及效力,及在我国如何规制诱惑侦查这三方面作一个探讨,以期能对司法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