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综述

苏东剧变引发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促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一切关系着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全新的思考.本文就冷战结束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对马克思主义和现实问题的探讨及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未来命运的展望等方面的研究状况进行综合性的阐述,以期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借鉴.     

哲学批评学:定义、框架与必要性

"哲学批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哲学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哲学流派、两部或两部以上的哲学著作之间的批评."哲学批评学"可以定义为"概括和总结哲学批评活动之功能、原则、方法、规律等等的一门科学"."哲学批评学"的总体框架以哲学批评的定性、哲学批评的模式考察、哲学批评的历史考察为"三根支柱".建设"哲学批评学"的必要性,可以从如下方面去看:哲学的本性要求"哲学批评学"的构建;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要求"哲学批评学"的构建;哲学领域的学科完善要求"哲学批评学"的构建;哲学领域中众多批评材料要求"哲学批评学"的构建.     

冷战结束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综述

日本马克思主义在经受了苏东剧变所带来的世界反马克思主义浪潮的严峻考验后,逐渐复苏并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本文对此进行了梳理,并对全球化理论、环境思想以及社会主义理论等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热点进行了重点概述.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形成及其意义(下)

三、<殷先公先王考>和<续考>:熟练运用"二重证据法"取得的重大成果 王国维成熟地运用"二重证据法"取得的重大成果,是1917年初先后撰成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两文.因其所运用的方法缜密精当,解决的问题重大,为研究者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故成为近代史学史上意义重大的一页.     

聚焦当今周恩来研究的最新成果——第五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2018年10月27日至28日,南开大学主办了第五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共1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学者们围绕周恩来的历史功绩和品格风范、周恩来与中国政党和中国政治、周恩来的人际世界和统一战线、周恩来早期史实考证及民主革命时期生平思想、周恩来与新中国建设、周恩来外交思想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和讨论。通过这次研讨会可以看出,当前中外学者对周恩来研究热度不减,对其历史地位予以充分肯定。传统研究热点仍在,但研究方向已呈现多元化趋势。不少学者利用了新史料,采用了新视角和新方法,深化了周恩来研究。     

浅析西宁市“菜篮子”工程建设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西宁作为青海省省会城市和东部城市群中心城市，自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实施以来，全市“菜篮子”产品产量大幅增长，品种日益丰富，质量不断提高，市场体系逐步完善，总体保持了平稳较快的良好发展势头。截至2013年底，全市完成蔬菜播种面积32．32万亩，建成50亩以上的露地蔬菜基地253个；全市畜用暖棚总面积达363万平方米，各类畜禽规模化养殖场达到289家。     

近年来海外关于中国腐败与反腐败的研究述评

近年来海外研究关注了中国腐败现象和反腐败斗争的多方面内容,不仅涵盖国内腐败的定义、特征、成因及腐败与其他社会问题的关系,还对中国反腐制度、方式、机理、效果、发展方向以及群众的认同程度等作出分析,这些研究关注到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并将相关研究纳入到宏观的治理格局之中,但较少能够产生中国本土化的理论,其支撑材料也有存疑之处。在研究方法上,海外研究偏好案例分析和数据分析等实证性方法,但存在一味追求"科学化"的倾向和一些重要研究范式的缺失等瑕疵。未来的廉政治理研究应在继续拓展视野的同时逐步发掘本土性特色。     

对“政治—行政二分法”误读的批判性审视

"政治—行政二分法"是公共行政研究的经典原则,但是现实中过分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实际上是对威尔逊原初思想的误读。在威尔逊看来,政治与行政之间虽然具有不同之处,但是威尔逊在定义公共行政中并没有将行政脱离于政治。"政治—行政二分法"所强调的政治与行政分离的内涵形成于市政研究运动,正是这一运动使得这一原则被错用。本文以这一事件为分析起点,对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被误读提出批判性审视,从而阐明其真实的意义以及在实践中如何批判地使用等一系列问题。     

无人车改变生活

正《明镜》2016年2月无人驾驶汽车改变的不只是出行方式,而是整个社会。在未来,摄像技术和即时分析演算的大步发展会大大提高无人驾驶汽车的安全系数,而像奔驰这样的传统汽车品牌和谷歌这样的数码巨头正在这个领域展开一场大战。一方面,汽车厂商会面临一些挑战,在谷歌看来,人们不再需要自已买车,只要在云端叫一辆无人车,定位到你的地点就行了。     

两岸城市社区治理的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岸几乎同时开启城市社区治理的改革,但是却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模式。社会组织参与是达成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组织参与为视角,系统比较两岸城市社区治理的特征、条件与逻辑,可以发现:中国大陆地区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行时,中国台湾地区处于后工业化、城市化成熟时期,二者分别因应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治理任务,因而前者较易采取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后者则要呼应多元社会的诉求,更多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因为目标选择不同,加之受不同政治社会体制的规定,中国大陆的社区治理更多展现出"管理主义"的技术逻辑,中国台湾地区则展现出"社区主义"的政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