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洋并举”到“以土为主”——“大跃进”时期技术革命方法的嬗变

20世纪50年代后期．超英赶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梦寐以求的理想。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把技术革命确定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之一．技术革命由此成为超英赶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要工具。     

联结社会的价值观——从《傲慢与偏见》与《红与黑》的区别谈起

<正>(一)《傲慢与偏见》写于十八世纪末,正值英国技术革命发展、资本主义迅速成长的年代。大量农民流入城市成为工人,无论工人还是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渐渐发展起来,理论上说这正是可能发生冲突与革命的年代。然而奥斯丁在她的一系列小说中,却描述了一个安详、稳定的世界。尤其特别的是,尽管其中的人们看似平等,却以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区分着彼此的等级,而这一区分是所有人都认可的,并没有谁意图去改变它。     

全球技术史视野下的火器革命与文明动力机制

技术革命对于国家而言并非意味着简单的效率提升,更关联着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社会变迁,其文明动力机制存在复杂的多重系统效应。以18世纪前后西欧从火绳枪到燧发枪的技术改进为例,火器技术革命对于西欧的现代化构成了三方面的文明动力机制:第一,标准化生产和训练提升了国家的军事实力,使得建立常备军成为在战争中获胜的必要因素;第二,常备军的建立削弱了传统的封建结构和雇佣兵制度,在军事、组织和财政等层面强化了国家的中央权威;第三,火器革命改变了国家间的攻防成本,导致战争频率上升并加重了财政危机,从而增加了传统贵族阻碍制度变革的筹码。普鲁士的初始条件最有利于发挥技术革命带来的正外部性,同时又能有效避免其负外部性,因此最大限度地获益。而同时期的其他国家,无论是西欧的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还是东亚的清帝国,都因为缺乏有利的政治社会条件或足够的外部压力,无法将技术革命的红利最有效地转化为文明现代化的动力。近代国家在技术革命中的不同命运,为思考技术革命与国家兴衰之间复杂的文明动力机制提供了现代性启示。     

21世纪现代高科技与美学的合奏

伴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现代高科技 ,在感性现实的功利指向上 ,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面貌。在形而上的精神境界中 ,它又以新的科学理性催生思维的花朵 ,现代高新科技与现代美学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 ,正是在这样的意识时空中实现了理性的沟通与对接。科技与美学 ,好像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 ,前者是实用的 ,硬邦邦没有生命的东西 ,后者是感性的、充满艺术细胞的观赏 ,而从事科技与美学的人又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但随着历史的发展 ,人类文明的演进 ,科技与美学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甚至互相融为一…     

抓住“尾声机会”与“先声机遇”

首先要抓住第五次科技革命和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尾声机会”。16世纪以来,世界科技大致发生了五次革命（两次科学革命和三次技术革命）,包括近代物理学诞生、蒸汽机和机械革命、电力和运输革命、相对论和量子论革命、电子和信息革命;世界经济大致发生了三四次产业革命,包括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和信息化革命等。第五次科技革命和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时间大致是1945--2020年,目前还有一些“尾声机会”。     

包容性发展:历史经验和全球趋势

什么是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是指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获得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人们说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提出了包容性发展的思路。从文献记载看,10年前就有创新研究学者讲,全球化需要包容所有国家所有人的发展。     

被重塑的世界？ChatGPT崛起下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新特征

ChatGPT作为人工智能发展新的里程碑，在语言表达、自我强化等方面表现突出，展现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前景，在多领域引起广泛关注，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会可预期地改变国家安全态势。在意识形态安全层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恶意运用使渗透方式更加多元，渗透效能更加显著。在国际舆论层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规模使用将进一步使舆论场复杂化。在国家实力发展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将继续拉大国家实力差距，国内公共权力与权威进一步分散。在军事安全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战场信息收集和战场指挥，国家之间的认知战对抗能力重要性日益提升。在法律规范层面，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责任主体不明晰，现有法律法规难以约束基于该技术开展的犯罪行为。在社会稳定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冲击劳动力市场，重塑人才发展模式。面对新技术冲击下急剧变化的新安全态势，应建立更多元协同的创新和应用体系，在国际上共享发展成果，完善法律体系，推动该技术服务于国家利益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