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危险犯的概念诠释与风险防控

风险刑法所关注的风险(危险)已经不局限于风险社会理论中的典型的现代性风险,抽象危险犯原本不是风险刑法的产物。抽象危险犯除了有法益保护前置化和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的支撑外,避免证明上的困难也是重要的、独立的理由。抽象危险犯的抽象危险可以是强制性推定的,但大多数是可以反驳的。抽象危险犯不同于行为犯、具体危险犯和行政犯,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对抽象危险犯的立法应当限制。对推定抽象危险的犯罪,司法认定需要进行两个层次的判断。对抽象危险推定的反驳并不意味着举证责任的转移。     

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可行性

抽象行政行为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它不但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又有强大的行政权力作为后盾,行政机关抽象行为的不当,将更广泛地使公共利益和公民利益受到侵犯。我国现行对抽象行政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监督方式:行政机关针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自我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人民法院通过审理行政案件对抽象行政行为穷行间接监督。由于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而以上的几种对抽象行政并为的监督方式都存在缺陷和不足。因此,当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抽象行政行为的侵害时,缺乏及时有效的法定程序使相对人获得救济。而从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严密的角度来看,都具有可行性。     

论现代刑法扩张的新手段——法益保护的提前化和刑事处罚的前置化

现代刑法扩张的新手段主要有两个:一是法益保护的提前化;二是刑事处罚的前置化。法益保护的提前化主要表现在将特定风险领域的集体法益作为对个人法益保护的前阶,直接作为刑法的保护对象。刑事处罚的前置化并不是减少了对于犯罪构成的刑事违法性的要求,而是减少了对于实行行为触动刑事处罚所需要满足的前提条件的要求。预备犯、累积犯和抽象危险犯都是刑事处罚的前置化的犯罪类型,这些犯罪类型既是更周延地保护法益的有效手段,又是可能过分扩大处罚范围的有问题的手段,立法者不能随意地、普遍化地设立刑事处罚的前置化的犯罪类型。     

置身邦国,如何安顿我们的身心——从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的“欢欣雀跃”论及邦国情思、政治理性、公民理性与国家理性

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反感国家社会主义,拒绝纳粹的意识形态,但于德军并吞奥地利,"收复斯特拉斯堡"却"欢欣雀跃",认为"这是将全部的德国历史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说明国民的爱国主义存在着"历史之爱"和"政治之爱"的重大差异,并由此折射出立国时段的政治理性和公民理性的冲突,国家理性和国家理由的严重失衡。同时,知识分子面对乱局之怠思与失思,或者,其于主流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之"两情相悦,思无二致",以及对于国家这一法政架构的有选择的历史主义理论安排,是造成邦国神智混沌的致命因素所在,揭示了基于公民理想和普世主义的法政哲学对于邦国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唯物史观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思想,批判和超越旧哲学关于"抽象的人"的观念,是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中心线索和价值指向。其现实规定性是实践性、社会性、利益性、特殊性和历史性。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思想,对于批判错误的理论思潮,坚持唯物史观,推动以人为本的社会变革和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论所有权

所有权是任意支配之权利 ,是具体支配权利和抽象支配权利的总和 ,是全部权利、绝对权利、永久权利的统一 ,是最完备的权利集合。具体支配权利是改变权利客体的物质形态的权利 ,抽象支配权利是转移具体支配权利、改变权利关系的权利。所有权存在着自然限制和社会限制 ,所有者只能在自然限制和社会限制的范围内行使任意支配之权。使用权、经营管理权、用益权等非完备的权利集合只是所有权中的部分权利。“三权说”与“四权说”均在逻辑上难以成立。所有权不是“天赋权利” ,而是获得的权利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引发的问题和思考

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不确定性、不驱动性、不统一性，从模式入手解决根本问题．拓宽行政行为的受案范围，建立有限调解和判例制度。完善行政诉讼体系。     

浅议构建我国行政监督的内容体系

行政监督的内容体系构建相对落后,是我国行政监督体系建设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本文试图在总结行政监督内容体系建设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行政监督体系的几点措施。     

法律规范与个案裁判基本矛盾的法哲学分析

法律规范与个案裁判的矛盾贯彻于司法审判的全过程。两者的矛盾体现在 :抽象与具体 ,一般与个别 ,静态与动态 ,而法官通过对案件的审理探求公正判决的活动正是以解决规范与裁判的对立统一为己任。     

WTO规则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的挑战

加入WTO,对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我们必须对WTO规定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因此,应构建一套既适合WTO规则需要,又符合中国宪政结构的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