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紧急情况下对知情拒绝的限制

知情同意权的概念蕴含了知情拒绝的情形.患者的知情拒绝权应当受到尊重,但在紧急情况下,如果患者行使知情拒绝权违反公共利益、他人权利或其自身的最大利益,则该权利应受到限制.本文的主要内容即在于探讨可资限制知情拒绝权的若干理由,包括公共利益、第三人权利、患者明显不理智、经济原因和代理人损害本人利益.     

公民对行政违法行为的藐视

公民能否对行政违法行为直接采取抵制行动,是法治秩序建构中一个不能绕开而又不易解开的问题。渊源于大陆法学理的无效行政行为理论,没有为公民拒绝权提供一个完全对应的分析框架,不应把两者简单对接。英美法重在关注是否容许当事人在事后诉讼中对行政违法行为提出间接抗辩,更有实践意义。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对公民拒绝权给予了相当广泛的承认,其设定的标准有别于"重大明显违法"这一通常所理解的无效行政行为构成要件。原则上,行政行为严重违法侵犯公民实体权利,公民在不能获得及时、充分救济的情况下,采取适当方式予以抵制,都应当允许。承认公民的拒绝权是对公民行政法主体地位的尊重,也是对良好行政和实质法治的追寻。     

签下慷慨的离婚协议之后

基于对妻子的爱,丈夫签下了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甚至将父亲赠与自己的房产也拱手相让。然而,离婚后,他发现了前妻曾经的出轨行为,愤怒的他拒绝履行离婚协议,但却换来儿年半的刑期。     

论美欧知识产权人拒绝交易的反垄断法规制

对知识产权人拒绝交易的反垄断规制一直是保护竞争的反垄断法与激励创新的知识产权法相交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而规制的重点在于界定知识产权人拒绝交易是否合法的审查标准。通过纵向分析美欧各自的判例沿革,对两者的做法和立场进行对比,找出了二者的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福利的共性,同时对美欧的不同立场进行了比较并探讨原因。最后,分析我国对美欧知识产权人拒绝交易反垄断规制的借鉴。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言拒绝权

证言拒绝权不仅为现代西方各国所普遍认可，在我国也有其深厚的历史根基。确立证人的证言拒绝权不仅有助于确保证人证言的可靠性，准确查明案件事实，也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和谐。目前，我国庭审制度的改革也对确立刑事诉讼中的证言拒绝权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通过对证言拒绝权的实证考察，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我国应赋予近亲属、律师证言拒绝权，以及被追诉人拒绝自证其罪的权利。     

德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拒绝作证的新发展——从两个案例出发

中国学界近年一直激烈讨论外国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其中包括德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禁止制度。对于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不得自证其罪原则和第52条至第54条规定的拒绝作证权的讨论尤为激烈,纷纷主张在中国建立相应的刑事诉讼制度规范,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证人的权益。德国法判例表明,违背不得自证其罪原则将导致德国法上的证据使用禁止。另外,德国法庭审判强调直接审理原则,其中调查程序中的笔录不可以作为证据在法庭审判中宣读,甚至对于传闻证据——调查程序中进行审讯的警察和检察官——也不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公司分立中的劳动合同承继制度

公司分立是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式之一。因公司分立具有概括承受分立公司全部或部分营业或财产的效力,因而势必将影响公司劳动者的权利。因此应在兼顾公司治理权利的原则下,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确立劳动合同承继制度,以填补我国劳动法在保护公司分立中劳动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请求保护其正当权利的法律空白。     

拒绝就是直面淋漓鲜血

拒绝是一种权利，就像生存是一种权利。人们常常以为拒绝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防卫，殊不知它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对我国《合同法》预期违约制度的批判性思考

我国合同法借鉴了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并将其与不安抗辩权和拒绝履行共同规定在合同法中。修改制度本身存在构成要件、救济方式上的缺陷，在适用上又会与不安抗辩权与拒绝履行发生重合，导致许多问题的产生。本文通过对于预期违约制度与大陆法系相关制度的比较分析得出没有必要在合同法体系中单独设立预期违约这一制度，只要通过完善现有的不安抗辩权与拒绝履行制度的内涵便可很好地体现出预期违约制度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