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记公约》实施中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1976年《登记公约》确定了发射国对其发射的空闯物体的登记义务,从而建立了空间物体的强制登记制度.随着空间科学的进步和空间活动商业化的发展,《登记公约》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暴露出缔约国数量偏少、未登记空间物体数量较多、登记信息不统一等缺陷,严重影响了其实施的效果.因此,应当在适当的时机对公约加以修订,完善公约的内容,以使其适应空间活动的现状.     

封闭空间中视频人像比对检验鉴定1例

1 案例 1.1 简要案情 2017年7月,重庆某区一公交车上发生一起扒窃案,失主报案后,公安机关遂将作案嫌疑人周某抓获.提取公交车监控视频(视频截图见图1～3),以抓获周某时的照片为样本(图4),跟监控视频的人像进行比对.     

问责型治理及其生长空间

问责型治理生成的根源包括三个方面:治理的内在属性、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世界的发展经验。根据参与治理的主体,问责型治理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的类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问责型治理,社会力量主导—政府参与的问责型治理,政府—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问责型治理。问责型治理的生长空间由问责型治理生长的动力与阻力之间的对比决定。当前,中国问责型治理成长的动力包括党纪党规制裁更严、体制机制配套渐好,民众维权意识日增;问责型治理的阻力包括对权力的制约仍然乏力,对责任的担当仍然不够,对治理的践行仍然模糊。为了推进问责型治理的成长,应该从进一步培养问责型治理成长的动力和遏制问责型治理的阻力来着手,具体来说,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培育问责的文化氛围、加大问责的执行力度、完善问责的配套机制。     

城市空间动力视角下环保NGO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

在全社会呼吁生态文明建设和多元治理的今天,政府、民众和非政府组织等社会主体不仅急需对自身角色进行清晰定位,更要实现符合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多元共治。在环保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环保NGO)作为中国成立最早、最活跃,也是最有影响的NGO类型,甚至一度在生存环境、组织能力较不成熟的情况下,超长发挥对生态环境正向保护、支持、引导的作用,树立良好形象。而公共危机作为风险社会中最为紧张、各社会利益主体最易达成"公共理性"的境况,在强调时间、空间、社会共同逻辑作用的城市空间动力视角下,分析NGO与其他各主体间的互动行为,对政府、NGO等发展均有着良好的助力、借鉴作用。     

空间碎片现状的国际法思考

空间碎片是指位于地球轨道上的非功能性人造物体,近年来其对人类的外空活动构成重大威胁。目前,关于空间碎片的立法尚不完善。文章对空间碎片问题的现状、涉及空间碎片致害的国际责任问题和空间碎片造成的空间环境污染问题的现行法律规定进行了探析,认为有必要明确空间碎片的概念界定,并从现行国际条约的局限性入手,对空间碎片作出系统的法律规制。     

中国农民组织化的发展空间研究——以北部湾经济区农民组织化为例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度转型进程,当前中国农村组织结构与农民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该文基于社会学的理论维度,以北部湾经济区农民组织化为例,着力从组织功能视角深入探讨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组织化的发展空间问题,以期更好地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     

论侦查假说的三个支点

侦查假说是侦查人员在侦查破案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侦查假说具有多元性、层次性和开放性。侦查实践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案件的侦破,侦查假说的正确与否决定着侦查工作的成败。侦查实践往往围绕侦查假说展开推理和论证。构建侦查假说,需要在时间层次、空间层次和人物层次之间进行综合考量,形成较完整的有关犯罪假说体系的三个支点。     

网络时代的人际关系

Internet作为20世纪下半叶的重要社会事件,已对人类社会的生活发生了实质的影响。表现在人际交往领域,一方面,Internet扩展了人类交往的空间,创造了人类交往的新平台,消除了传统人际交往的时空、社会、文化、种族等的限制;另一方面,Internet亦给人际交往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整体性基层党建何以可能:空间治理的工作路径

城市基层党建存在社会参与不足、合作治理乏力的现实困境.基层党组织如何通过空间治理路径促进整体性党建发展,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当前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议题.通过构建"结构—过程—绩效"分析框架,从上海市J街道党建空间治理实践入手,探究空间治理实现整体性党建的实现机制.从而发现,党组织、政府组织和社会主体的多元行动...     

中美两国太空安全领域的互动

作为第四空间的太空是国际争夺的战略制高点。中美两国在太空领域有着广泛利益,涉及其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以及国际声望。中美两国之间的太空关系,事关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尽管两国都主张太空安全,但是中美太空安全观大相径庭,在如何确保太空安全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在安全困境下考虑和实施太空政策,谋求太空安全;美国则是推进太空武器化,保证美国治下的太空安全。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美国使用传统守成大国对待崛起大国的方法,不仅研发更先进的(反)太空技术,而且也禁止中美太空合作,同时拼凑同盟,封堵中国(反)太空能力的发展。与美国相比,中国应对美国太空封堵手段相对较少,只有潜心发展自己的(反)太空能力,才能确保太空资产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外交场合下,在禁止太空军备竞赛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及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禁止太空武器化的国际条约与自愿性质的国际太空行为规范准则两组问题上,中美两国也进行了互不妥协的对抗。为降低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的对抗烈度,中美两国开启了民用太空对话与太空安全对话机制,同时,也不排除特朗普政府未来会启用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处理太空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