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慈善信托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慈善法》在我国确立的慈善信托制度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在公益信托和慈善信托的关系上,由于二者都来源于英国的慈善信托制度,二者在我国实现了内涵和外延的重合,应该将二者整合为一项制度.慈善信托和慈善捐赠是既有区别也有相似的两项基本慈善制度.由于有区别,两种制度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并不相同;由于有相似之处,应当对慈善信托当事人给予与慈善捐赠当事人类似的税收优惠,并且对两种制度下当事人的设定问题,法律皆不宜干预.在完善监察人职责定位方面,应明确慈善信托监察人是对委托人和受益人共同负责;规定监察人采取法律行为前,需经委托人同意.在慈善信托终止和清算问题上,应该规定在慈善信托终止时,受托人有义务向慈善信托的管理部门报告;而且受托人应该报告慈善信托的清算信息,并由慈善信托管理部门予以公开.     

中国大学:向哈佛学什么

哈佛大学能学吗?不能学,学不了! 哈佛大学建立于1636年,有近370年的历史,比美国建国还早140年."先有哈佛,后有美国",千真万确! 哈佛大学2004财政年度,收入26亿美元,支出26亿美元,所获捐赠基金累计达226亿美元.仅2003一个财政年度,哈佛商学院的开支2.82亿美元;法学院1.11美元;政府学院1.07亿美元;教育研究生院0.59亿美元.     

捐资助学雪中送炭——顺义区政协开展资助困难家庭学生入学活动

8月19日上午,区政协组织的"政协委员资助困难家庭学生入学活动捐赠仪式"在顺义宾馆第一会议室举行.     

建立大公开、强监督的公益捐赠制度

理性思考一下,郭美美事件并不是空穴来风,其暴露出慈善机构公益捐赠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社会捐助机制不完善,善款的来源、运用和去向等信息不透明,善款的分     

慈善捐赠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中国慈善捐赠事业迅速发展的今天,募捐丑闻频频爆出、慈善组织良莠不齐、政府角色定位不清等因素的存在俨然与慈善社会的要求大相径庭。任何社会活动都需要法律加以规制才能健康有序发展,因此本文以法律视角并结合行政理念深入分析,并着重强调通过培养慈善意识、健全立法和建立监督机制,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为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推波助澜。     

发挥政协优势 力促民生改善

<正>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政协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实践中,必须牢固树立履职为民的理念,通过积极履行职能,推动解决社会高度关注和人民群众普遍     

翰墨写人生--著名白族考古学家孙太初及其书画艺术

深冬的昆明飘洒着几丝寒意,滇池之滨的云南民族博物馆却因连连的文化盛事暖意融融。继年逾九旬的革命老人、著名纳西族书法家李群杰举办个人作品展暨捐赠仪式后,一项极有意义的活动又在这里拉开序幕—孙太初书画创作65周年回——《顾展》开幕式暨作品捐赠仪式于2004年12月18日在云南民族博物馆举行,年近八旬的孙老慷慨地向云南民族博物馆捐赠了80件自己倾注毕生心血的书画力作,成为该馆开馆以来接受个人捐赠数量最多的一次活动,具有较大的文化价值,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孙太初先生是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盛誉的书画篆刻艺术家和文物考古学家,1…     

德国怎样进行第三次分配

<正>第三次分配是社会力量在习惯、道德等因素影响下,通过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方式自愿参与的社会资源与财富的分配。在慈善捐赠与志愿服务方面,德国不仅有着优良传统,也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2010年至2019年,德国的捐助指数在调查的126个国家或地区中综合排名居第18位,这得益于其发达的社会组织和广泛的社会参与,也有赖于其较为完善的配套制度。广泛的社会参与。从调查数据来看,德国第三次分配领域的社会参与意愿和程度都比较高。     

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家庭捐赠行为——来自CFPS的经验证据

慈善捐赠是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影响着第三次分配作用发挥。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三期CFPS调查数据,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捐赠行为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当前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家庭向亲属捐赠、其他人捐赠、社会捐赠的数额,同时互联网使用对上述三类捐赠的作用效果不同,具体而言对亲属捐赠的影响最大,对社会捐赠的影响次之,对其他人捐赠的影响相对较小。互联网使用通过丰富结构型社会资本和关系型社会资本提高家庭三类捐赠规模,并通过丰富认知型社会资本积累促进家庭向亲属捐赠。研究不仅深化了对“互联网+慈善”的理解,而且对促进公众参与慈善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案发前退还诈骗款物的规制考量

最高法研究室对“申付强诈骗案”的电话答复是针对特定个案裁判的处理,该答复不能适用于所有的诈骗案件。行为人在案发前退还部分或全部诈骗款物的行为,本质上是犯罪既遂后的认罪悔罪表现,不应影响入罪评判环节的“可罚性”判断,只应影响刑罚裁量环节的“需罚性”决断。司法实践不能为规避事实认定中的非法占有故意问题与规范评价中的诈骗数额确定疑难,对退还的诈骗数额采取绝对扣减的做法,而应结合个案答复的法律要旨和有关诈骗案件办理的司法解释规定,区分不同款物的返还情况和可能出现的法律处理结果,在保证刑法严肃性和刑事追究的前提下,妥善处理个案中法律适用的“可罚性”判断与“需罚性”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