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祖国接受和反思现代性——以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祖国之旅为中心的考察

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祖国之旅不仅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而且具有扩大视野,从祖国接受现代文明成分的意义。赖和兄弟从其厦门经验中认知医治国人精神病症的重要性;谢春木对于“现代化”兼具“接受”和“反思”两端,发现中国大陆作为半殖民地,与台湾一样存在着殖民性与现代性的纠葛与悖论。大陆经验使台湾作家更多从五四新文学中吸取营养,促进了台湾新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如周定山与中国现代文学三大主题和鲁迅风格有相当的契合;王白渊在“艺术”和“革命”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而这是诸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共同“宿命”。     

税案调查取证问题研究

惩处偷税、逃税案件的关键,首先是要查明税案事实,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调查取证则是查明税案事实的前提。文章将对税案调查的概念、原则、方法、证据种类、审查判断等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利促进税收征管,增加财政收入。     

口供何以中心——“罪从供定”传统及其文化解读

从制度到实践,口供在古代刑事司法中的作用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赃证仅仅是获取和推核口供的辅助手段,孤供可以定罪,而无供情况下则通常只能办成悬案或疑案。相应的,作为取供中的合法暴行,最不可妄加的拷掠成了断狱中最不能离开的审讯手段。而有限的可知论、伦理秩序和狱无淹滞的价值诉求、反逻辑的自由心证及非对抗的刑事司法等则为口供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     

从权力中心主义到法律中心主义:地方政府治理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及其制度性建构

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阐释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一些共性特征,即以政府权力意志为主导,以地方支持性政策为平台,以行政授权为推进手段,以试错之名"良性违法"等。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的生成逻辑是"于理有据",即德之理、情之理、权之理和法之理的总和。"于理有据"也内蕴了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无法克服的限度,即"于法无据"。作为新的替代方向,法律中心主义改革模式已经在部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中出现,并开始向制度构建层面迈进,其基本要义是强调地方政府治理创新遵循法律规范、民意需求和权力平衡等基本原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从权力中心主义转向法律中心主义,也意味着其改革动力从权力本位转向了法律本位。这种基于法律本位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将推动各级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在法治保障框架下呈现百花齐放却于法有据的新局面。     

日据时期台湾烟草政策浅析

日本占领台湾后,推行了一系列殖民地经济政策。为减轻日本本国的财政负担,实现台湾殖民地财政独立,台湾总督府开始推行专卖制度。其中,烟草也是最早实施专卖的五种商品之一。烟草专卖制度不仅使台湾成为日本烟草产业的重要倾销地,也是日本侵略者扶持日本本土企业发展,缓解军费压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改革于法有据”的争论及其破解——基于良性违宪的思考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直指当前转型时期中国面临的改革与法治之间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上世纪末我国学界提出的关于法与改革关系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在争论中出现了诸如宪法变迁、地方变通、法律解释、法律修改等诸多理论,但这些理论忽略了我国改革发展初期的特殊性,即改革与法治起步较晚且同时进行且起步较低从而导致改革以"实践"为导向而非法治。破解"改革于法有据"的难题,要实现推进改革与遵守宪法法律的有机结合,运用好授权改革方式;立足社会变革实际,正确把握宪法变迁、宪法修改与宪法的稳定性、权威性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法律解释与法律修改的建设性作用。     

极限大考下重典还缺什么

“法者,治之端也。”全民战疫,处处有法。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三个关键词中,“依法”被摆在了首要位置。法治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手段。非常时期,重典治乱。坚持依法防控,完善立法是首要环节。疫情防控于法有据,才能依法有序.及时查漏补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法规体系势在必行。     

论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对“皇民化运动”的抵制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为加强对台湾社会的控制，实行了“皇民化运动”。“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皇民化运动’，是一场对殖民地人民的强制同化运动，它严重侵犯了台湾同胞的生命财产和自身利益，日本殖民者妄图把台湾人塑造成对他们俯首贴耳的畸形‘日本人’。他们的倒行逆施，对于广大的台湾同胞来说，只能引起强烈的不满和反抗。”随着日本的战败，这一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长期以来，海峡两岸的学者对这一运动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也出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多着眼于“皇民化运动”本身及其危害，而对台湾民众对“皇民化运动”的抵制则较少涉及，笔者试图对此进行粗浅的探讨。     

文学视野中的郑成功--"遗民忠义精神"及其在日据时代台湾的传衍

明郑时期郑成功等的诗文作品中表现出的强烈的“遗民忠义精神” ,植根于儒家观念和闽台历史文化的悠远传统中 ,并超越了对某一特定朝代和皇帝的“愚忠” ,升华为广泛意义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在日据时代的台湾民众中传衍不息 ,成为大多数台湾民众保持其汉民族精神和祖国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 ,无论在传统诗文中 ,或是新文学创作中 ,都有明显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