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保障法官内心确信 兼顾被告人权利保护 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修改至今已经16个年头。其间,对刑诉法的修改呼声就一直存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也终于于2011年8月出台。自然地法律草案一公布就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各种意见纷呈,对草案中的一些内容是仁智互见,争议激烈。本期特别策划邀请知名学者和资深法官就其中几个问题予以探讨,希望能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起到些许作用。     

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选择原则与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人权、准确打击犯罪和促进司法公正的需要。切实可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建立在合理的＂非法证据＂范围的基础上。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选择需要遵循人权保障原则、客观真实原则、非法证据推定原则和实质审查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适用,应当区分单一非法证据排除与多种非法证据排除的差异,综观证据的证明能力分别采信。     

论知识产权权利滥用的界定——以立法和司法实践为视角

对于什么是知识产权权利滥用,不仅在各国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中找不到明确的界定,就是在学术界对此也有不同的理解。尽管如此,有关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以及相关国际公约还是为我们探讨知识产权权利滥用问题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素材。此外,我国近年相关立法对此也开始有间接的规定。因此,我们应以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的权利行使是否排除和限制了竞争为界限来判断是否存在知识产权权利滥用。     

人权保障：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价值基础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证据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不仅是证据法学科学化发展的产物，也是人权保障价值的机制化需求。全国人大于2012年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不仅是《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具体化，也是人权保障建设在刑事程序法上的职能延伸。     

案讯点击

张国峰针对终审裁定申请再审2013年1月10日,本刊持续关注的张国峰伤害、盗窃一案,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未开庭审理作出终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对于二审作出的裁定,张国峰认为,该终审裁定认定其犯有伤害罪的证据未经依法审查和核实,认定其犯有盗窃罪的证据根本不存在;二审法院审理本案时程序违法。张国峰指出,自己曾多次口头和书面申请开庭审理该案,并就一审认定的存疑证据、未经质证证据和事实重新审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与适用

刑事证明标准是指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所要达到的程度。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证明标准作了细化,引入了英美法系国家"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体现出刑事证明标准由客观向主客观相结合的发展动向。中国语境下的"排除合理怀疑"是从主观方面为"证据确实、充分"提供判断依据,使之更具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刑事证明标准,应当注意:"排除合理怀疑"不应孤立适用,而是与其他条件紧密联系形成统一整体;严格适用刑事证明标准,不得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降低要求;坚持疑罪从无原则,摒弃"留有余地"的判决方式,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达到证明标准而难以决断的案件,应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讯问的防范效果研判

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获取的证据.侦查讯问环节最易产生非法证据.受自身的制度缺陷及非法讯问的内在动因等因素影响,现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讯问的防范效果有限.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有效能的可行进路在于扩大非法证据排除范围,明晰非法证据排除标准,强化非法证据排除力度.     

刑事案件中的电子数据合法性审查研究

我国现行电子数据审查规则围绕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关联性四个层面展开。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过于强调真实性审查,而忽视其他层面的审查,甚至认为后者的价值顺位可以让渡于前者,补正采用。在取证活动中,此种做法不仅易使公民权利遭受侵害,而且可能引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境等一系列问题。故应当从权利保障的视角重构取证原则和程序,依据价值层次重构审查规定,梳理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情况,使合法性审查发挥实际效用。     

论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极不清晰,瑕疵证据的补正规则与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杂糅,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与实物证据鉴真规则混同,非法实物证据规则之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不分。应回归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定位,以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为导向,将所有非法实物证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厘清相关概念,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引导的方式对“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补正或者合理解释”进行阐述,明确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实体要件,激活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环境侵权侵害排除责任研究

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在适用损害赔偿责任方式的同时,适用能够充分发挥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抑制和预防功能的侵害排除责任方式尤为重要.因此,我国应尽快制定《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法》,以解决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中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法院应采取阶段性利益衡量论以决定是否适用侵害排除责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