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劳动合同是否有效？

《工友》编辑部： 今年2月，我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随后，在单位安排的体检中，我被查出患有肝炎，单位称我的身体条件不符合录用标准，并认为我隐瞒病史，因此，单位认为与我订立合同时受到欺诈，所订合同无效。请问，我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否有效？     

从收入分配角度看中国的贫困问题

中国目前的贫困问题是经济发展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的综合表现.收入分配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区域之间的收入分配公平问题;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公平问题;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我国不公平的资源所有权格局引起了收入不公平的分配.解决收入分配涉及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分配体制两大类.必须把"统筹"作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着力点.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评价标准刍议

在经历了28年的发展历程之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为明确新的发展方向和获得新的发展动力而反思的阶段。然而,目前社会上对改革各有侧重、标准不一的评价却表现出了显著的盲目性。论战各方各执己见、争执不下,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立论基础不尽相同,评价标准“按需设置”。因此要客观评价我国28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得失,必须站在客观、公正、科学的高度,找到真正切实有效的评价标准。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评价,可试用由理论标准、实践标准、模式标准、性质标准、预期标准五大标准构成的标准体系综合进行评价,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客观认识改革、准确定位改革、有效推进改革。     

地方政讯

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的通知》(浙政发 [2005]65号)。通知从健全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机制、建立完善分层分类救助制度、巩固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对象集中供养、做好孤儿救助、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     

《物权法（草案）》中的征收征用问题

2005年10月22日开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审议的《物权法（草案）》再次吸引了社会公众的目光。在此之前，全国人大在其立法史上少有全文公布《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这种立法公开化、民主化的做法在得到普遍好评的同时，也等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回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累计收到对该草案的意见和建议逾万条．在人们关注的众多问题中，征收征用制度作为一项保护私人财产权的基本制度成为其中的焦点问题．     

“个税申报”呼唤公民社会

越来越多的人在用公民的眼睛,注视着我们的公共财政和税收制度4月2日24时,高收入人群个税申报时间截止,全国自行申报人数超过160万,相当于税务部门掌握的600万应报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多。(4月4日《人民日报》)与此同时,新浪网调查显示:截至4月5日晚7时共有18554人参加的“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调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谈公证工作评价标准兼谈安徽省公证机构综合实力评价标准

任何一个行业都应当有自己的战略发展目标和规划．以将其纳入到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实现行业预定的目标和计划有赖于多种政策手段和工具，其中制定并实施行业发展评价标准不失为有效的政策工具之一。因为工作评价标准不仅仅是有关量化指数的罗列．不仅仅要求在适用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要忠实地体现行业发展战略意图和观念．符合既定的发展方向，     

关于制定《驰名商标认定标准》的理性思考

由于我国目前尚无统一、明确的驰名商标认定标准,这就导致行政认定和司法认定不一,司法认定的把握尺度也不一。通过对现有驰名商标认定规定的分析整理,结合已有驰名商标行政认定和司法认定的案例和实务,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采用量化的方式,提出《驰名商标认定标准》。     

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外包标准》(建议稿)介评 ——兼论我国金融外包监管法之完善

金融外包给金融风险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有鉴于此,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先后出台了两份建议稿试图为银行业务外包风险监管在欧盟的框架内提供统一的指导原则.名为<外包标准>的建议稿是在<外包高级原则>(建议稿)的基础上于2006年4月出台的,二者在名称及具体内容上都有较大的不同.<外包标准>建议稿在保留第1份建议稿特色的基础上,强调了对客户金融隐私的保护,修正了金融监管部门对外包的监管权,使外包业务的分类更加明确.但是,现行建议稿在监管标准的制订上未充分考虑不同种类的外包商可能对外包风险造成的影响,要求所有的外包都必须有服务水平协议也较为绝对化.参考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在金融外包监管方面的立法经验,考虑我国金融外包的实践,我国应当制定普遍的金融外包监管法,同时对<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中电子银行业务外包部分进行完善.     

商标淡化的证明标准——美国“维多利亚的秘密”诉莫斯里案评述

在美国商标淡化诉讼中,一直存在“淡化可能性”与“实际淡化”的证明标准之争。2003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审理莫斯里案而首次介入。表面看来,最高法院已将标准统一为“实际淡化”,实则依然模棱两可,而根据反淡化和禁令救济的基本法理,证明标准又只能是“淡化可能性”。可见,问题远未解决,争论仍将延续。鉴于商标淡化理论的影响早已超出美国国界,研究这一问题对我国亦不无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