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政关系与缅甸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兼论其对外交关系的影响

自现代国家建立之后,缅甸便致力于走议会制民主政治道路,但其发展却屡遭挫折.纵观缅甸跌宕起伏的政治发展进程,其命运始终与军人集团紧密关联,军政关系是直接决定缅甸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军政关系既是塑造缅甸政治结果的核心机制,也是理解其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密钥.在1988年"缅甸之春"之后,军人集团开启了"渐进性脱离"模式的政治民主化转型,军人集团全面领导、设计和构建了"有纪律的民主"这种具有缅甸特色的政治体制.事实上,缅甸"有纪律的民主"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西方式民主政体,而是一种兼具威权统治方式与民主政治规则的"混合政体".军人集团构建"有纪律的民主"这种特殊"混合政体"的根本目的是要继续维持自身对国家的领导,其缘起、形成及建构与缅甸的军政关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同时,"有纪律的民主"也是缅甸探索走具有本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结果.文章通过结合军政关系来理解缅甸在1988年后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机制,这将丰富对于军政关系、"混合政体"及军人政权转型等方面的研究,也有益于认知当代后发国家自主探索走具有本国特色发展道路的特殊规律和前沿动态.     

先民主化,还是先自由化——达尔政体转型理论对后发国家的启示

达尔的政体转型理论为后发国家的政体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后发国家,民主化先于自由化是一条比较稳妥的渐进式民主转型的道路.自下而上的民主化,不是着眼于政权的交替,而是着眼于民主的制度建设,能够保障各方政治力量的安全,为实现向宪政民主的和平转型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跨越政体的权力和平交接

章永乐的文章《“大妥协”：清王朝与中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客观公允地揭示了辛亥革命后清王朝与民国政府之间跨越政体的权力和平交接的事实。经历中国宪政的百年沧桑之后，我们回头审视这一段跨越政体差异的权力和平交接的历史，仍然感到言犹未尽，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廉政体检确保新任干部“体质好”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干部提拔先过“廉政体验关”，通过个人申报，部门联审，任前公示和警示教育这四项“廉政体检”措施，全面识别，准确了解二部，确保新提任领导二部“体质好”，“过得硬”，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中共早期的民主探索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是热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战士,都曾是笃信只有师从西方民主制度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才能拯救和复兴中华民族的先驱。然而,一次次的沉痛失败警示他们,无论是西方君主立宪政体还是共和民主制度,在中国根本就行不通。而第一次世界大     

扎实推进司法行政体制改革

正最近,司法部部长、党组书记、深化司法行政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吴爱英在深深化化司司法法行行政政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司法行行政政工工作作、、司司法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认真贯彻落实孟建柱同志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改革的大局观,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务求实效,扎实推进司法行政体制改革。     

从当前国际形势看西方社会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目前欧美经济形势严峻,社会矛盾激化,媒体丑闻不断,对外轻率用兵。这种困境有其深层次、结构性的原因,主要表现在朝野零和博弈的政治体制,政府借款度日,民众超前消费,经济虚拟化,产业空心化的经济模式,垄断财团控制下媒体功能的异化,以及国际力量对比失衡背景下发动战争风险制约因素的减少。但是西方制度有较强的自我修复功能,目前的困境并不意味西方的衰退和实力的下降,也不意味西方将减弱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或进行国际战略收缩。     

防范错案更须从“源头”着力

要实现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和到位 回顾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所走过的道路，如何实现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和到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始终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民主是一种“国体”，是一种政治文明的实质；法治则是它的“政体”，是一种政治文明的形式。二者之间具有合理的而且足唯一合理的对应属性。     

古今“宪政”辨异——从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出发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政体观念包含了最高治权在统治团体内部分享以及最高治权的制度化安排这两层含义,但不具备现代宪政意义上的保障主义内涵和根本法观念。因此,不宜将古典政体直接称作"古典宪政"。中国的宪政建设既需要现代宪政的保障主义内涵,也需要西方古典政体的共和内涵。     

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困境与出路——施特劳斯基于古典“最佳政体”观超越自由主义视野的反思

现代自由民主制一直推动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但它由于“道德中立”原则的困境与“公共之善”的缺失而在人性观与道德观上暴露出一种“现实主义”的危机。对此，列奥·施特劳斯指出，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批判必须要找到一个“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即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最佳政体”观念。古典意义上的“最佳政体”观具有一种宏大的“整全”意涵，它立足于一种高贵的人类生活方式，并试图在实现人类优异性、完满性与德性的目的指引下提供一种良善的制度安排，培育出理想的公民和杰出的政治家。因而，它能帮助我们重新审视现代自由民主制以庸俗的人类平等和个人权利为前提的理论基础、以抽象的个人自由与异质的个体幸福为归宿的政体目的、以私人利益为主导的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以搁置人的个性发展而单靠制度建设来推进政治成功的政体理念，从而为我们解决由公共精神的陨落和道德基础的覆陷而引发的自由民主制的困境与危机提供一个可能性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