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变出路探析

胡锦涛同志最近指出:“要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正确的决策,好的工作思路,必须有良好的工作作风来保证其贯彻落实。”思路决定出路,此话千真万确。但是,不管怎样好的工作思路,它也仍是主观的东西。而要将它变为发展的出路,还必须付出一番艰苦的努力,才能完成从认识到实践的再次飞跃。因此,自觉地坚持辩     

基于信息技术的公民参与效果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到来,公民参与作为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化程度的重要途径之一,已经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1984年科学地预测到,信息时代的政治形式即“共同参与制”。在这种参与制下,政府原有的金字塔式的权力模式被打破,平面化的结构取而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宪法学释析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处理应当遵循宪法逻辑,即政府与公民是一种信托关系,只要公民权利的需求仍在,政府就没有破产的理由。因此,地方政府破产只是财政破产但行政不破产。在地方政府破产重整程序中,地方政府提供的保障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优先于地方债的债权,因为前者保护的是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权。诉诸民主体制才能从源头上控制政府的发债权进...     

数字经济视域下政府治理创新的取向与逻辑

基于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征和挑战,探讨数字经济形态下的政府角色与边界,提出政府治理创新的取向、逻辑和路径。从特点来看,数字经济具有数字化的经济形态、平台化的市场模式、要素化的海量数据、泛在化的技术载体和多元化的协作协同等特征,在安全治理、平台治理、数据治理、技术治理和协同治理等方面带来挑战。因此,政府需准确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找准政府定位,转变政府角色,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在数字经济视域下的政府治理创新,可分为“治理1.0”“治理2.0”和“治理3.0”三个阶段,价值取向需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维度,具体可从数字政府建设、数据要素治理、平台经济治理、多元协同治理等路径,实现政府治理创新,并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     

中国政府工具的选择基础分析

中国公共管理中政府工具的选择有其特定的基础。国情是制约政府工具选择的既定历史条件,它使政府工具选择体现出差异性和复杂性;国情制约性是相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为政府工具选择与应用提供制度空间,我国生产力发展与经济体制转轨是政府工具变迁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政府工具选择的重要主体,其执政历史方位的变化与执政方式的转型促进政府工具选择与应用的理性平衡;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有利于政府工具的借鉴与创新。     

促进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财政政策

煤炭企业大多集中在相对贫困的中西部地区,且煤炭企业是这些地区的财政支柱,针对煤炭企业的财政政策调整必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地区的发展。为此,应从二个方面着手调整我国煤炭企业的财政政策:一是政府从煤炭企业集中财政资源的过程,应停征增值税、加强资源税,规范探矿、采矿权价款;二是各级政府对煤炭企业上缴形成的财政资源分配的过程,应以其间事权的有效划分为依据,从而保障事权与财权的一致。     

地方政府经济职能越位的表现、成因及矫正

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越位,已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顽疾。这一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能真正完善和发展。只有进行制度创新,才能协调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得以实现。     

法治政府与诚信

诚信是法治政府的基础和本质,是法治政府的标准,是法治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只有加强诚信建设,我国才能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当前各级政府应该做到:政府的政策与规范应具有稳定性与不可溯及性;公布的信息应具有真实性、准确性、全面性;应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严格遵守信赖保护原则.     

基于史密斯模型的区级政府数字化转型——以珠海市金湾区政府为例

区级政府数字化转型对数字政府战略目标落地起着重要作用。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和政府数字化转型实践情况,从“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四个方面构建区级政府数字化转型政策执行过程分析框架并具体剖析,厘清政策执行过程中四要素内部及彼此间的正向和负向关系,对负向关系进行处理与反馈,在“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四个层面不断采取措施调适。根据现有情境,提出国家出配套政策,地方出专项政策;执行机构对内数字管理,对外精准服务;目标群体拥抱数字场景,收获便捷便利;用数字技术赋能社会各领域,全力配合助力区级政府数字化转型和实现数字政府的政策目标。     

审计经济学初析

自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成立以及各地方政府审计机关相继建立至今,中国现代政府审计发展已20余年。无论是从政府审计的现实体系和实践运作,还是从政府审计发展的理论研究来看,对审计经济学的研究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探索和加强对审计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对于应用政策经济学和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对于中国政府审计理论和实践体系的规范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