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犯难? 这份文件出实招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文件提出的举措,以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企业自治良性互动为目标,而达成目标的方式,可以说颇具亮点。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     

一本珍贵的汽车驾驶证

驾驶人管理制度是道路交通管理的根本制度之一,驾驶证是马道路交通管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驾驶员的准入资格审核和考核孩证,对于掌握交通发展动态以及保证交通安全等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读图

2019年12月30日,湖北省保康县实验小学学生站立拼出“2020”字样,迎接新年的到来。2019年12月26日,云南省普洱边境管理支队勘啊边境派出所警员在边境线集结。该所创新推行“立体控边、智能管边”立体化防控体系建设,始终坚持警力下沉一线,采取“民警+实习民警+辅警+护边员”警力派遣模式,通过“设点、守线、巡面”的方式,全天候24小时开展边境巡逻防控,严方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维护辖区安全稳定。     

疫情防控阻击战 彰显强大社会动员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疫情的危机和考验,我们党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的宗旨观念,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领导和统一部署下,坚持全国一盘棋,动员八方资源紧急支援,聚合各方力量联防联控,相关部门人员全力以赴,充分发挥危机状态下我国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为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坚实保障。     

让“小站点”成为困难群众帮扶的“大平台”

近年来,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着力构建三级社会工作服务站网络体系,整合政府、社会组织、社工和爱心人士的力量,对困难群众、特殊群体进行立体化帮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作出有益探索。构建体系,培育队伍,明确"谁来帮"。荷塘区积极推动"禾计划"基层社工站建设,构建"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网络体系。区级层面成立社工总站,积极发挥公益服务中心的作用,孵化培育社会组织,有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困难群众帮扶。     

准确把握形势机遇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完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八次、九次全会提出“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扶持发展文化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     

新时代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风险预判与风险防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论述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逻辑一脉相承,既是对革命理想、革命精神和群众路线的回归,更是我们党凭借时代势能对历史的一种新的超越。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一个具有强烈风险和忧患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成为新时代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应有之义。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应当加强风险预判,高度重视国家安全、执政安全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存在的风险。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合法性建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毫不动摇是有效防控上述风险的战略路径。     

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挑战与应对

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涌现,人类社会呈现出鲜明的数字特征。数字社会最显著、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社会运行过程的数据化。这给我国地方政府的传统决策模式、数据采集手段、数据孤岛现状带来挑战。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需要加强统筹规划、提升大数据集成、树立大数据思维、加强主干数据库建设、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恪守技术伦理。     

流浪无着也居“家”——按下救助管理机构疫情防控加速键

当人们居家隔离时,一条暗河渐渐显露出来:桥洞下、树丛中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之人,病毒极可能在他们身上显出狰狞面目。疫情期间,他们的健康安全谁来保障?全国1623个救助管理机构。这不仅考验着救助管理机构的执行力,更需要创新力。疫情之下,单一的管理模式并不适用救助机构,他们要应对不同的场景:对在站受助对象,要实行封闭式管理;对来站求助对象,要加强身份甄别、健康检查及隔离观察;而街面巡查,则是完全暴露在高风险下。流浪乞讨人员流动性大、安全隐患高,需要一人一策,应急处置频繁。